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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精神分析心理史学的地位与影响

心理学会 2006-08-20 责任编辑: 心理学会
历史研究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对人物心理的探讨与理解。因为任何行为都受到某种思想或动机的影响,只要是试图弄清事物的前因后果,即使是最单纯的历史记录,也必然涉及人的心理,因而,从根本上说,“历史事实也就是心理事实”(注:[美]彼得?洛温伯格:《心理史学》,载M?坎曼编《往事在目:美国当代历史著作》,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410页。)。但由于缺乏系统有力的心理学理论作指导,甚至那些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所进行的一些“平凡的、常识性的心理解释”,在现代专业眼光来看,“如果不是幼稚的话,似乎也不够的可怜”(注:[美]威廉?兰格:《下一个任务》,转引自《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45-1960)》,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98页。)。这一状况的持续并未随着1879年科学心理学的诞生而有所改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心理学与历史学是各自沿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前行的,直到无意识心理学(即精神分析学)产生,当它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将注意力由患者转向历史人物时,心理史学才开始萌芽,从此心理史学的命运与精神分析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精神分析心理史学也因而逐渐主导了整个心理史学的发展。
  一
心理史学之所以需要由精神分析学来开创,主要原因是后者相对于正统心理学的独特性对历史学更具亲和力。
首先,近代科学心理学是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其创始人冯特的最大贡献是使之更加严密和制度化。在他建立的心理实验室里,正常成人的意识是最早的研究对象(注:[美]托马斯?黎黑:《心理史学》(上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07页。)。以后的其他心理学派别也基本不脱冯特的窠臼。因而,从起源上看正统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是在学院的学术机关和实验室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起始于对正常人的心理研究。而精神分析学却是弗洛伊德在对神经症的临床治疗过程中产生的,它起始于对变态者的心理研究。
其次,正统心理学关注心理表层的意识、心理过程和外在的行为,而精神分析学又被称为无意识心理学或深度心理学,它关心的是意识背后的潜意识、心理动力和内在人格。
最后,两者遵循的科学准则和采用的研究手段不同。正统心理学是以实证主义为中心,以实验法为主,在实验情境中分取不同的变量加以研究;精神分析学则以研究问题为中心,理论围绕问题而建构,以个案分析法为主,以完整的人体为研究对象,广泛收集一切有用的材料(注:葛鲁嘉:《心理文化要论――中西心理学传统跨文化解析》,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3-104页。)。
在历史研究中,对人们的行为思想动机的考察占有重要地位,它有助于阐明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加深人们对历史的理解。迄今为止,历史学家能够回答的最有意义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精神分析学追究人行为动机的目的与此相近。历史学家通过收集档案和其他史料来重构历史场景,精神分析学家从患者的家庭背景、经历和自述中再现其早年生活;两者都需要经过训练,以具备去伪存真,透过事物表面发现其本质的能力;精神分析学家追溯个人生活史,承认人在思想和行为上的连续性,这在认识论上与历史学家有共同之处。
由于精神分析学在许多方面迥异于正统心理学,因而在其诞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正统心理学家视为“异端”而遭到拒绝排斥。但在心理史学中却是精神分析学占据主导地位,几乎排斥了其他心理学派别和方法,以致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及心理史学家E?埃里克森宣称:“从根本上讲,心理史学就是用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生活。”(注:[美]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
  二
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以无意识理论、人格(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理论等为基础。在这一庞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中,里比多(libido,即本能的能量和驱力,最初等同于性力、欲力,后又有生本能与死本能的含义)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被认为是支配人的行动的根本力量。弗洛伊德借用古希腊传说,将男孩恋母忌父的心理称为“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将女孩相反的心理称为“厄勒克特拉情结”(Electra Complex)。弗洛伊德特别重视“俄狄浦斯情结”,认为它蕴藏的内容超出了表面的含义,可以用来解释许多神经症的产生,分析历史人物的心理,甚至解开人类文明之谜。
1910年弗洛伊德撰写《列奥纳多?达?芬奇:一个童年的记忆》一文,首先将精神分析学理论用于历史人物研究,这篇文章被认为标志着心理史学的初创。
如前所述,精神分析学是以研究问题为中心的。多年以来,围绕着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的身世和创作之谜,人们做出了种种推测和解释。弗洛伊德独辟蹊径,以达?芬奇日记中的一段话――“一只秃鹫向我飞了下来,它用翘起的尾巴撞开我的嘴,还用它的尾巴一次次地撞我的嘴唇。”(注:[奥]S?弗洛伊德:《列奥那多?达?芬奇:童年的一个记忆》,转引自何兆武编《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03页。)――为切入点,以童年的记忆是当时的记忆和以后成长经历中的各种想象的混合体这一观点为前提,指出:“秃鹫的尾巴”事实上象征了母亲的哺乳与亲吻,这些动作由于激起了幼儿的口唇快感而具有了性的含义,并因此刺激了儿子对母亲强烈的依恋和性早熟。因是私生子,小达?芬奇在5岁前是有母无父的,母亲将全部的爱倾注在他身上的结果是使其性探索的冲动更为强烈。这种冲动在无法释放而又不愿受压抑的情况下升化为“一种普遍的求知”,并演化为成年达?芬奇探索自然奥秘的强烈欲望。总之,在弗洛伊德看来,隐藏的“恋母情结”是存在于达?芬奇身上一切疑问的最终答案。
大多数针对《一个童年的记忆》的批评都认为这篇文章是弗洛伊德“心理因素决定论”错误的一大体现,因为他几乎完全不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但正如作者一再表明的,他只是想通过新的方法弥补过去人物传说的不足,“在有关精神机制的知识的帮助下,努力把这个人的性格的动力基础放在他的反应的力量上,发现他的心理的原始动机力以及它们以后的改变和发展。”(注:[奥]S?弗洛伊德:《列奥那多?达?芬奇:童年的一个记忆》,转引自何兆武编《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09-410页。)换言之,以精神分析法诠释人物是对传统方法的有机补充而不是替代。
由于视角独特、观念新颖,弗洛伊德不仅注意到一段易被人忽略的文字,而且从中发掘出深刻的内涵。这一开创性实践极大地影响了心理史学,使之在史料的拓展方面远远超过传统史学。心理史学家不再满足于现有史料而将官方档案文件之外的、个人色彩浓厚的日记、书信、便条等引入历史研究中,这一做法逐渐为史学界所接受。然而,由于弗洛伊德极为强调童年对一个人的影响――这一时期打下的某些心理烙印和对外界的反应是后来的经历永远无法消除的(注:[奥]S?弗洛伊德:《列奥那多?达?芬奇:童年的一个记忆》,转引自何兆武编《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05页。)――也造成了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在实际研究过程中面临的很大困难,因为缺乏足够的有关史料,而且年代愈久远愈难以收集。如果对研究对象的早年经历不能够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认识,就谈不上对其性格或行为动机的充分考察。鉴于此,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史家E.埃里克森提出可以接受“半是传说半是历史”的历史,尽管这将有悖于历史学的治史原则。
精神分析学在理论创建时是以问题为核心的,但在运用时却是理论直接指导研究。《一个童年的记忆》可以被视为是以理论解决一个问题,更可以被认为是用一个问题的解答来证明理论。这又是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完全不同于以大量史实推论历史规律或作者观点的传统治史方式的一个方面。而且与传统历史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弗洛伊德为支持其论断所引用的证据只是德语中的秃鹫(mut)与母亲(mutter)字形上的近似,以及弗氏宣称的秃鹫在埃及神话中代表母亲。论据的极其单薄与推断过程及结论洋洋洒洒之间的严重失衡使整个分析体系如同“一个倒立的金字塔”,当人们发现,“秃鹫”不过是“鸢”的误译,历史文献也表明达?芬奇的幼年很可能是在父亲家度过时,弗氏的整个推测及由此引申的结论构架就不可避免地倒塌了,“任何华丽词藻或烟幕屏障都不能遮掩其自然崩塌的过程。”(注:[美]大卫?斯坦纳德:《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9页。)但由于弗洛伊德的示范作用,这一错误在很长时间里未得到纠正,它对今后精神分析心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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