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精神分析心理史学的地位与影响
心理学会
2006-08-20
责任编辑: 心理学会
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理论用于历史人物研究的尝试最初并未在史学界引起多大反响，虽然美国历史学家相对于他们的欧洲同行对精神分析学表示了一定的兴趣，并出现了一些应用这一理论的历史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一方面精神分析学理论自身有待发展，另一方面当时史学界的思路较为狭窄，观念保守，认识不到历史学借鉴其他学科成果的必要性，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心理史学还处于萌芽状态，它的真正形成和发展还需要一个过程。
心理史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与战后历史学力图在深度广度上扩展其研究范围的要求，以及精神分析学自身理论的成熟与突破密切相关的。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战争中出现的种种反人道的暴行，打破了盛行于十九世纪后期的理性至上和理性万能的乐观主义，迫使人们思考这一切发生的真正的根本的原因。由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转向对心理因素的探讨，是人们认识观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学不得不面对的课题，“扩大和提炼人类行为的概念，把历史上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情感和无意识基础包括进来”（注：［美］彼得?洛温伯格：《译解过去》，转引自庞卓恒主编《西方新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30页。）是时代对历史学提出的要求。
在精神分析学理论方面，由于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努力，精神分析学已为社会接受并日益扩展其影响，但以“泛性论”为指导的古典精神分析学已无法圆满解释由于战后巨变导致的西方各国精神病例的不断增长和种种社会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以荣格、阿德勒、埃里克森、沙利文和弗洛姆等为代表的新精神分析学派应运而生。该派坚持潜意识驱动和先天潜能的主导作用，但更强调自我的自主权及其整合与调节功能，重视文化和社会因素对人格的重大影响，越来越少地使用诸如“里比多”、“恋母情结”、“性欲阶段”等术语（注：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页。）。新精神分析学派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变革与创新增强了其理论的适用性，促进了它与人文社会学科（包括历史学）结合的过程。
1957年底，新任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威廉?兰格做《下一个的任务》的报告，呼吁历史学家将精神分析理论及其派生的动力心理学引入研究工作中，以加深对历史的理解。1958年，E?埃里克森的《青年路德：对精神分析与历史学的研究》出版，两者的出现标志着心理史学的真正形成。
E?埃里克森是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之一，他最大的贡献是创建了以自我同一性为核心的、将人的生命周期分成八个阶段（注：即婴儿期、幼儿期、幼童期、学童期、青春期、青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的人格发展渐成说，以此修正了弗洛伊德的心理性欲渐成说，“用兼具潜意识和意识的自我潜能补充了潜意识的里比多力量；用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代替了有机体与环境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性”（注：［美］E?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译序），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页。）。
在《青年路德》中，埃里克森试图将路德青春期的自我认同危机作为他中年时发动宗教改革的心理动因。埃里克森认为青春期（15-25岁）是一个人的决定性时期，这一时期的年轻人处于一种不断的期待与无所作为的矛盾状态中，他“如果坚信自己由以往的发展形成的内心一致性与连续性同他人和外界对他的看法是一致的”，就会形成自我认同（或称同一性）；反之，个人不幸和社会动乱会造成自我认同危机（注：［美］E?埃里克森：《认同与生命周期》，转引自陆象淦《现代历史科学家》，重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4页。）。自我认同危机的出现及其克服的过程往往会给予人一种新的内驱力，促成精神上的升华和事业上的成功。埃里克森从路德有一次在教堂中大喊：“我什么也不是！”并昏厥在地的传说推断出他正经历着青春期的迷失，处于服从权威的教导与内心潜伏的强烈的逆反心理之间巨大的冲突中，修道院的经历和对《圣经》的研读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加剧了这一冲突，最终导致其长期受压抑的逆反心理的总爆发，并将郁结的针对专制暴虐的双亲和学校的愤怒转向了体现最高权威的天主教会：“他的愤怒就是他的信仰，他的愤怒就是他的宗教，他神学的全部核心就起源于这种愤怒的反抗”（注：朱孝远：《现代历史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与弗洛伊德相比，埃里克森在两方面实现了突破，促进了心理史学的成熟与发展。首先，他否定了弗氏所断言的5岁以前的经历就奠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基调，而5岁之后就再无新东西的机械论观点，承认人在由生到死的过程中始终有变化发展的可能，从而使心理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必须追溯童年这一教条的束缚，因为追溯童年往往会受材料不足的限制；其次，他认为“不能将个人的生长同社会的变化分割开来，不能把个人生命中的同一性危机同历史发展的现代危机分裂开来。”（注：［美］E?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译序），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页。）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心理因素决定论和性欲至上论的弊端。正因为如此，《青年路德》被视为一部公认的、成熟的心理史学经典。
由于埃里克森著作的成功，精神分析心理史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其学术声望和地位有了很大提高。精神分析心理史学的兴起带动了整个心理史学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繁荣，表现为：一方面有关的博士论文增长速度超过其他史学研究课题：由1965-1969年间的12篇上升到1975-1979年间的65篇，增长率为400%（注：罗凤礼：《再谈西方心理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9年第4期。）。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心理史学课程，有些学校还招收心理史学的博士研究生；另一方面有关心理学研究机构先后成立，并出版了不少的相关的刊物和论著。总之，用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话说，“1970年后，心理史学成了一种时髦”（注：［英］J?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01页。）。在所有论述当代西方史学思潮的著作中，心理史学已成为不可缺少的章节。
由于主要是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家的努力，心理史学终于在当代西方史学界占据了一席之地，并在一段时间里被认为可以担负起革新史学的重任――兰格在《下一个任务》的报告中乐观地相信“精神分析学及其后来的发展变化”是实现史学研究向深度开拓的有力工具。然而，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存在的种种问题却给这一光明前景蒙上了阴影，不仅影响到自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心理史学的地位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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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史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与战后历史学力图在深度广度上扩展其研究范围的要求，以及精神分析学自身理论的成熟与突破密切相关的。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战争中出现的种种反人道的暴行，打破了盛行于十九世纪后期的理性至上和理性万能的乐观主义，迫使人们思考这一切发生的真正的根本的原因。由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转向对心理因素的探讨，是人们认识观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学不得不面对的课题，“扩大和提炼人类行为的概念，把历史上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情感和无意识基础包括进来”（注：［美］彼得?洛温伯格：《译解过去》，转引自庞卓恒主编《西方新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30页。）是时代对历史学提出的要求。
在精神分析学理论方面，由于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努力，精神分析学已为社会接受并日益扩展其影响，但以“泛性论”为指导的古典精神分析学已无法圆满解释由于战后巨变导致的西方各国精神病例的不断增长和种种社会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以荣格、阿德勒、埃里克森、沙利文和弗洛姆等为代表的新精神分析学派应运而生。该派坚持潜意识驱动和先天潜能的主导作用，但更强调自我的自主权及其整合与调节功能，重视文化和社会因素对人格的重大影响，越来越少地使用诸如“里比多”、“恋母情结”、“性欲阶段”等术语（注：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页。）。新精神分析学派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变革与创新增强了其理论的适用性，促进了它与人文社会学科（包括历史学）结合的过程。
1957年底，新任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威廉?兰格做《下一个的任务》的报告，呼吁历史学家将精神分析理论及其派生的动力心理学引入研究工作中，以加深对历史的理解。1958年，E?埃里克森的《青年路德：对精神分析与历史学的研究》出版，两者的出现标志着心理史学的真正形成。
E?埃里克森是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之一，他最大的贡献是创建了以自我同一性为核心的、将人的生命周期分成八个阶段（注：即婴儿期、幼儿期、幼童期、学童期、青春期、青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的人格发展渐成说，以此修正了弗洛伊德的心理性欲渐成说，“用兼具潜意识和意识的自我潜能补充了潜意识的里比多力量；用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代替了有机体与环境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性”（注：［美］E?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译序），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页。）。
在《青年路德》中，埃里克森试图将路德青春期的自我认同危机作为他中年时发动宗教改革的心理动因。埃里克森认为青春期（15-25岁）是一个人的决定性时期，这一时期的年轻人处于一种不断的期待与无所作为的矛盾状态中，他“如果坚信自己由以往的发展形成的内心一致性与连续性同他人和外界对他的看法是一致的”，就会形成自我认同（或称同一性）；反之，个人不幸和社会动乱会造成自我认同危机（注：［美］E?埃里克森：《认同与生命周期》，转引自陆象淦《现代历史科学家》，重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4页。）。自我认同危机的出现及其克服的过程往往会给予人一种新的内驱力，促成精神上的升华和事业上的成功。埃里克森从路德有一次在教堂中大喊：“我什么也不是！”并昏厥在地的传说推断出他正经历着青春期的迷失，处于服从权威的教导与内心潜伏的强烈的逆反心理之间巨大的冲突中，修道院的经历和对《圣经》的研读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加剧了这一冲突，最终导致其长期受压抑的逆反心理的总爆发，并将郁结的针对专制暴虐的双亲和学校的愤怒转向了体现最高权威的天主教会：“他的愤怒就是他的信仰，他的愤怒就是他的宗教，他神学的全部核心就起源于这种愤怒的反抗”（注：朱孝远：《现代历史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与弗洛伊德相比，埃里克森在两方面实现了突破，促进了心理史学的成熟与发展。首先，他否定了弗氏所断言的5岁以前的经历就奠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基调，而5岁之后就再无新东西的机械论观点，承认人在由生到死的过程中始终有变化发展的可能，从而使心理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必须追溯童年这一教条的束缚，因为追溯童年往往会受材料不足的限制；其次，他认为“不能将个人的生长同社会的变化分割开来，不能把个人生命中的同一性危机同历史发展的现代危机分裂开来。”（注：［美］E?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译序），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页。）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心理因素决定论和性欲至上论的弊端。正因为如此，《青年路德》被视为一部公认的、成熟的心理史学经典。
由于埃里克森著作的成功，精神分析心理史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其学术声望和地位有了很大提高。精神分析心理史学的兴起带动了整个心理史学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繁荣，表现为：一方面有关的博士论文增长速度超过其他史学研究课题：由1965-1969年间的12篇上升到1975-1979年间的65篇，增长率为400%（注：罗凤礼：《再谈西方心理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9年第4期。）。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心理史学课程，有些学校还招收心理史学的博士研究生；另一方面有关心理学研究机构先后成立，并出版了不少的相关的刊物和论著。总之，用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话说，“1970年后，心理史学成了一种时髦”（注：［英］J?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01页。）。在所有论述当代西方史学思潮的著作中，心理史学已成为不可缺少的章节。
由于主要是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家的努力，心理史学终于在当代西方史学界占据了一席之地，并在一段时间里被认为可以担负起革新史学的重任――兰格在《下一个任务》的报告中乐观地相信“精神分析学及其后来的发展变化”是实现史学研究向深度开拓的有力工具。然而，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存在的种种问题却给这一光明前景蒙上了阴影，不仅影响到自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心理史学的地位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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