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会 2006-08-20 责任编辑: 心理学会

首先，有关精神分析学“科学性”的争论导致了历史专业学者对以这一理论进行历史研究可能性的怀疑。
起源于临床治疗的精神分析学与诞生于实验室的正统心理学之间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它无法用实验的方法和具体的数据加以证明和检验。在正统心理学家看来，弗洛伊德所提出的许多重要理论“多是根据一个单纯的事例而产生的预感或灵感而已，没有任何一个实例是用随机取样的方式收集大量材料，然后把这些材料系统地制成表格以便进行没有偏见的检查的。”（注：辛治华：《评精神分析学的观点》，载《心理学通讯》1992年第2期。）由于弗洛伊德认为“成功的治疗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为精神分析学理论的正确性提供证据”（注：［美］托马斯?黎黑：《心理史学》（上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89页。），因而宣称“统计学无法明察他们微妙的观点和每一独特的病例”（注：［美］大卫?斯坦纳德：《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9页。）。但正统心理学家却将之视为托辞，以掩盖其理论上的虚妄和实践中的无能。

对此，尽管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进行了反驳，但由于缺乏客观的、公认的量化指标且注重个案研究，因而不可避免会出现对基本理论或概念的不同解释，导致精神分析学内部的分裂程度远远大于其他心理学派别。此外，一知半解者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曲解和滥用，也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削弱了精神分析学的科学地位。至于对精神分析心理史学的影响，则使以之为主体的心理史学“无论已经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果，都不可能完全消除一开始对其方法论上的怀疑”（注：［英］J?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04页。）。“不同流派的历史学家尽管对历史学科的方法感到不安，但却都以为可以无所顾忌地批评心理史学。”（注：［美］托马斯?科胡特：《心理史学与一般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

其次，自精神分析心理史学产生之初就存在的某些缺陷由于没有及时改变或消除，造成它对正统历史学原则违背的程度越来越大，从而遭到史学界大多数人的反感与排斥。

如前所述，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反映了当代史学思潮的新方向，它的出现有助于历史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改变和突破。但不可否认，由于精神分析心理史学从一开始就不是由历史学者开创的，它的产生是源于心理学家论证其理论的需要，因而在展开研究的过程中就没有将历史学专业最基本的原则放在首位，整体上的以论代史、史料利用中的削足适履这样的史学大忌即使在优秀的精神分析心理史学著作中也不是个别现象，如埃里克森引用的作为路德自我认同危机标志的大喊与昏厥就是一条未经证实的传说。大卫?斯坦纳德在集中批判心理史学的《退缩的历史》一书中将困扰心理史学的问题归纳为四种：理论的难以检验、论据不足、逻辑倒错和忽视文化背景（注：［美］大卫?斯坦纳德：《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4-45页。），认为这是心理史学的症结所在。

尽管无人否认“心理因素是历史研究的正当内容，是历史学家能够加以探究的人类过去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多数历史专业学者对精神分析学事实上是持保留态度的，“除了经验主义者对理论的抵制外，……另一个原因是，把弗洛伊德的方法应用于死的东西，对文件而不是对人进行心理分析具有明显的困难”（注：［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4页。）。由于未得到历史学家积极的参与和改造所导致的“心理史学最优秀的成果，不是由历史学家，而是由精神分析学家或其他非史学领域的研究者取得的”（注：［美］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的状况，造成精神分析心理史学缺乏发展后劲，并因此影响到整个心理史学，使之在经过短暂繁荣后，到七十年代末就已呈现颓势。1982年，当时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伯纳德?贝林承认：“从近年来在这一领域开展的若干探索性研究所引起的反响来看，要在明显的历史事件与潜在的、隐蔽的意识世界之间确立联系是困难的，而且必然会引起争议。”（注：［美］伯纳德?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转引自《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演说集(1961-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20页。）

心理史学以精神分析心理史学为主体而导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结果，迫使有关学者对后者在整体心理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进行再考察：一方面肯定其开创性及在心理史学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它揭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真理，即人类生活中互相冲突的动力和目的在不同程度上是无意识的”（注：［美］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另一方面不讳言它对心理史学发展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在承认“精神分析学的成果对心理史学仍将有所裨益”，同时看到“目前最耀眼的思想之光来自别处”（注：［美］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换言之是在方法论上趋向多元化，更多地引入行为主义和认知心理学等非精神分析学理论。此外，在认识论上不再把心理学理论作为解释历史现象的手段而将历史上的心理现象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顺应当前史学潮流，将重点转向儿童史、家庭和群体心理学。经过重新定位和自我调整，心理史学将有望“成为一般的史学，心理史学家将返回历史学家的行列”（注：［美］托马斯?科胡特：《心理史学与一般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至于精神分析心理史学，虽然不复过去一枝独秀的地位，但并未丧失存在的理由，它将作为心理史学的有机补充，继续在历史研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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