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过程和道路
心理学会
2006-08-08
责任编辑: 心理学会
1 心理学的历史与心理学的中国化〔2〕
1.1 西方心理学历史的启示
众所周知，心理学诞生于哲学的怀抱。诚如心理学史家黎黑（T.H.Leahey）所说：“它有一个长期的过去， 一个短期的历史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1]使心理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 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应归功于冯特（W.Wundt），他开拓了两种心理学的研究定向：一是个体心理学；二是民族心理学。自冯特后，崛起了机能主义心理学，詹姆士（W.James）、杜威（J.Dewey）以经验哲学、实用主义哲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理论基础，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经验、意识的效用上。机能主义心理学的继续发展，必然要求对心理现象的客观研究，于是以华生（J.B.Waston）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也就应运而生，他们反对研究意识，认为心理学应把可观察到的外部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功绩在于把心理学从内部过程拓展到外部空间。与此同时，弗洛伊德（S.Freud ）建立了一套所谓动力心理学或深层心理学理论――精神分析理论，把无意识引入到心理学领域。而现代认知心理学的雏形――格式塔心理学，在魏特墨（M.Wertheimer）、苛勒（W.Kohler）和考夫卡（K.Koffka）的领导下，把意识等心理现象看成是先验的格式塔，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认为心理活动，特别是认识活动有赖于一个先验的具有完形作用的结构。心理学发展到本世纪50 、 60年代，又出现了第三种势力――人本主义心理学。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Maslow）和罗杰斯（C.Rogers）等。
由此可见，西方心理学的历史由学派构成，可把它概括为科学主义、人本主义、文化主义三大走向。[2] 而每个学派又产生于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中，从而打上了浓厚的文化烙印。但不可否认，从心理学一百多年历史考察，无疑科学的心理学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中，其学派和理论反映的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得出的许多研究结论，无不受到西方文化的制约。而我国心理学又是从西方移植来的，在这种研究背景下，中国的心理学家能够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1.2 中国心理学的历史选择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这是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基础。我国心理学从本世纪初由西方移入已有70多年历史。50年代前后，我国心理学的研究和建设基本照搬国外，1958年对心理学的批判，对西方心理学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不足取的。60年代，心理学发展又走向低谷，以致于“文革”时被彻底砸烂。70年代末心理学拨乱反正后，特别是批判地吸收了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使我国心理学工作者看到了差距和希望。不过，现时的中国心理学也存在着诸多不足，最主要的是表现在心理学还不能很发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在学习与独创、理论与国情、研究与应用等方面与国外尚有较大差距。
循着中国心理学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心理学的发展虽然步履艰难，但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如何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就需要通过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形成中国自己的心理学理论与体系。而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既不是单纯地钻牛角尖专门研究中国人特有而别人没有的社会行为，包括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也不是闭关自守，排斥所有的外国概念和理论， 在经过若干年研究后“试验及错误”（trail and error）的结果，而是具有独特内涵和研究内容。具体包括：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为历史背景；以中华民族文化圈的影响为潜在变量；以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类心理发展规律为基本任务；以社会现实为主要服务方向。
心理学的中国化还要求我们，选择中国人熟悉的概念，寻找适合中国人的心理工具，发展解释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模式理论，以此来建构中国心理学的知识体系。因此，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既不是一个政治口号，也不是想当然，而是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必然历史选择。
2 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过程〔3〕
2.1 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三个阶段
我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在心理学中国化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里，以朱智贤教授主持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3]为例，加以阐述。
第一阶段：酝酿期。在这个阶段，中国心理学家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重新验证国外的研究成果，对比国内外研究的异同点，揭示中国人心理与行为发展的特点。在《中国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课题中，70年代末，李伯黍教授同他的合作者，在柯尔伯格（L.Kohlberg）对儿童道德判断发展研究的基础上，参照柯尔伯格的研究方法，围绕儿童道德判断发展这一课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在国内15～18个地区开展了全国性的协作研究。他们的研究范围已经涉及的有：儿童对行为责任的道德判断；儿童道德观念的发展研究；影响儿童道德判断的外部因素；儿童道德发展的跨文化研究。这些研究不仅验证了柯尔伯格的研究发现，更重要是揭示了中国各族儿童道德判断发展的一些规律，以及特定的文化背景、道德训练对儿童道德判断发展的影响，为我国的儿童道德教育提供了科学的实证资料。由此可见，以中国人为研究对象，重新验证外国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是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第一步。不可讳言，研究中当然可以发现共性，但对中国人而言，外国的研究结果未必具有有效概括性。这种个性或特殊性的表现，正是我们必须深入探索的中国人心理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二阶段：孕育期。在这个阶段中国心理学家所做的工作主要是，研究中国人心理发展的特有和重要的现象，也就是揭示在中华民族文化圈背景下中国人的心理发展规律，特别是在当前改革开放社会条件下中国人心理发展的特点。在《中国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课题中，比较典型的是独生子女心理发展特点的研究。我们曾对独生子女心理及其家庭教育的心理学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另一个有价值的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儿童青少年（即中、小学生）语文能力发展的研究，它反映了我国中小学生语文能力的特点。另外，为了更好地揭示中国人心理发展的特点，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一种思路。例如王镶业教授在青海对不同民族地区儿童的认知特点进行的比较研究，张日升博士对中日青年心理，特别是社会性发展开展的系统研究以及金盛华博士对中美大学生自杀意向的研究等，这些研究均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上面几例研究表明，考察在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背景下中国人的各种心理发展的特点，是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生长点和立足点。
第三阶段：整合期。在这个阶段中国心理学家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修改心理学的旧概念、旧理论与旧方法，创立心理学的新概念、新理论与新方法，以适用于中国人的特点。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应着力于对当今诸心理学概念与理论分析批判，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超越原有的研究层次，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心理学概念和理论。例如，韩进之教授及其领导的协作组在其研究中，将自我意识理解为自我的认识（自我评价）、情感（自我体验）和意志（自我控制）三种心理活动成分的心理结构，并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学前儿童、中小学生、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发展趋势及特点。这项研究初步探索出适合我国特点的自我意识的理论体系。另外，这个研究还包括在研究方法上的改进和创新。我们同意杨国枢教授的观点：“方法论与研究方法都可能受到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但是实际上后者因社会文化而不同的情况，则远比前者为多。”[4]在朱智贤教授领衔的课题组中， 我们在儿童心理学研究方法上的改进和创新上是下功夫的。首先是在方法论上，坚持正确的哲学方法论，即强调研究方法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向导；坚持正确的科学方法论，用系统观点看待自己研究的问题；具体方法适合具体课题；对具体方法的运用，从拟定课题，到进行设计，到取得和解释结果，都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遵循的方法论保证了我们的儿童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中国化。例如，我们在十省市自治区青少年的理想、动机、兴趣的研究中采用的是问卷法，但在具体的设计上，我们使用的是投射法，使试题有情有趣，即使被试乐于配合，又不使他们了解我们的意图，较顺利地完成了研究，并获得了有意义的结果。因此，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最终表现，应观其整合和创造的水平，此举决定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成败。
2.2 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基本途径
心理学中国化的基本途径是什么？我们认为可以用七个字来概括，这就是：学习――选择――中国化。
中国心理学的历史方位规定，学习是其发展的根本途径之一。对待外国的心理学资料必须重视，应当摄取其中的营养，用以发展自身。应该承认，我国心理学的研究，与国外是存在着差距的。尤其表现在研究课题、研究方法学、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工具等几个方面。这些差距的存在，原因是十分复杂的。首先，科学心理学诞生在西方；其次，发达国家重视心理学的研究；再次，科学技术设备的先进是发达国家心理学进展快的物质基础；最后，在应用上作出成绩，使心理学普及有了群众基础。例如，学校心理学（School Psychololgy）是以学习有困难的儿童或问题儿童为对象的，由于它在实际应用中做出了成绩，因此它的发展相当快。有差距就得学习，就得引进，就得摄取其中的营养。
在摄取外国的研究成果时，绝不能照搬照抄，而要适当加以选择。所谓选择，意谓批判地吸收。霍尔（G.S.Hall）对普莱尔（W.Preyer），斯金纳（B.F.Skinner）对华生（Waston），皮亚杰（J.Piaget ）对鲍德温（J.M.Baldwin），乃至认知心理学对行为主义和格式塔学派， 等等，都是采取选择的态度，即批判地吸收的态度。[5] 中国人的心理，与外国既有共同的心理特点，但更重要是具有其不同的特点。例如，我们测定到思维发展的一些特征，与国外资料所列的特征就有出入。又如，我们所获得的小学儿童和中学青少年道德观念的特点及其内容，与国外研究中所见的事实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如果照搬外国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势必失去客观性、真实性，也会影响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性。
中国人心理，既然有着本民族的特点，这就导致外国心理学被摄取之后，要经过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国外心理学所研究的问题、建立的理论、采用的方法，都有其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应该看到，在我国心理学界，有不如国外的先进条件的一面，也有优越于国外条件的一面，这要求我们做到兼收并蓄，首先应当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它们各自的特点，以便在学习和研究时能取其所长，避期所短。在这个基础上，在研究中国人心理的时候，应加入中国式的想法和看法，使中国的国情，即文化、经济、政治因素不知不觉地融入自己的研究，并且在理论实践上都能推陈出新、有所突破。只要我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积极地创造条件，不断地采用现代化的研究手段，那么，经过十年、十五年、甚至更多年的努力，我们坚信能进入国际心理学研究的先进行列。
3 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发展道路
我国的心理学发展道路要联系我国实际，研究中国人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尤其是现阶段改革开放中的实际问题，使心理学能为我国教育工作、医疗卫生、文艺、广播电视等社会实践领域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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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西方心理学历史的启示
众所周知，心理学诞生于哲学的怀抱。诚如心理学史家黎黑（T.H.Leahey）所说：“它有一个长期的过去， 一个短期的历史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1]使心理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 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应归功于冯特（W.Wundt），他开拓了两种心理学的研究定向：一是个体心理学；二是民族心理学。自冯特后，崛起了机能主义心理学，詹姆士（W.James）、杜威（J.Dewey）以经验哲学、实用主义哲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理论基础，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经验、意识的效用上。机能主义心理学的继续发展，必然要求对心理现象的客观研究，于是以华生（J.B.Waston）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也就应运而生，他们反对研究意识，认为心理学应把可观察到的外部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功绩在于把心理学从内部过程拓展到外部空间。与此同时，弗洛伊德（S.Freud ）建立了一套所谓动力心理学或深层心理学理论――精神分析理论，把无意识引入到心理学领域。而现代认知心理学的雏形――格式塔心理学，在魏特墨（M.Wertheimer）、苛勒（W.Kohler）和考夫卡（K.Koffka）的领导下，把意识等心理现象看成是先验的格式塔，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认为心理活动，特别是认识活动有赖于一个先验的具有完形作用的结构。心理学发展到本世纪50 、 60年代，又出现了第三种势力――人本主义心理学。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Maslow）和罗杰斯（C.Rogers）等。
由此可见，西方心理学的历史由学派构成，可把它概括为科学主义、人本主义、文化主义三大走向。[2] 而每个学派又产生于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中，从而打上了浓厚的文化烙印。但不可否认，从心理学一百多年历史考察，无疑科学的心理学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中，其学派和理论反映的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得出的许多研究结论，无不受到西方文化的制约。而我国心理学又是从西方移植来的，在这种研究背景下，中国的心理学家能够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1.2 中国心理学的历史选择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这是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基础。我国心理学从本世纪初由西方移入已有70多年历史。50年代前后，我国心理学的研究和建设基本照搬国外，1958年对心理学的批判，对西方心理学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不足取的。60年代，心理学发展又走向低谷，以致于“文革”时被彻底砸烂。70年代末心理学拨乱反正后，特别是批判地吸收了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使我国心理学工作者看到了差距和希望。不过，现时的中国心理学也存在着诸多不足，最主要的是表现在心理学还不能很发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在学习与独创、理论与国情、研究与应用等方面与国外尚有较大差距。
循着中国心理学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心理学的发展虽然步履艰难，但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如何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就需要通过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形成中国自己的心理学理论与体系。而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既不是单纯地钻牛角尖专门研究中国人特有而别人没有的社会行为，包括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也不是闭关自守，排斥所有的外国概念和理论， 在经过若干年研究后“试验及错误”（trail and error）的结果，而是具有独特内涵和研究内容。具体包括：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为历史背景；以中华民族文化圈的影响为潜在变量；以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类心理发展规律为基本任务；以社会现实为主要服务方向。
心理学的中国化还要求我们，选择中国人熟悉的概念，寻找适合中国人的心理工具，发展解释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模式理论，以此来建构中国心理学的知识体系。因此，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既不是一个政治口号，也不是想当然，而是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必然历史选择。
2 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过程〔3〕
2.1 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三个阶段
我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在心理学中国化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里，以朱智贤教授主持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3]为例，加以阐述。
第一阶段：酝酿期。在这个阶段，中国心理学家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重新验证国外的研究成果，对比国内外研究的异同点，揭示中国人心理与行为发展的特点。在《中国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课题中，70年代末，李伯黍教授同他的合作者，在柯尔伯格（L.Kohlberg）对儿童道德判断发展研究的基础上，参照柯尔伯格的研究方法，围绕儿童道德判断发展这一课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在国内15～18个地区开展了全国性的协作研究。他们的研究范围已经涉及的有：儿童对行为责任的道德判断；儿童道德观念的发展研究；影响儿童道德判断的外部因素；儿童道德发展的跨文化研究。这些研究不仅验证了柯尔伯格的研究发现，更重要是揭示了中国各族儿童道德判断发展的一些规律，以及特定的文化背景、道德训练对儿童道德判断发展的影响，为我国的儿童道德教育提供了科学的实证资料。由此可见，以中国人为研究对象，重新验证外国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是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第一步。不可讳言，研究中当然可以发现共性，但对中国人而言，外国的研究结果未必具有有效概括性。这种个性或特殊性的表现，正是我们必须深入探索的中国人心理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二阶段：孕育期。在这个阶段中国心理学家所做的工作主要是，研究中国人心理发展的特有和重要的现象，也就是揭示在中华民族文化圈背景下中国人的心理发展规律，特别是在当前改革开放社会条件下中国人心理发展的特点。在《中国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课题中，比较典型的是独生子女心理发展特点的研究。我们曾对独生子女心理及其家庭教育的心理学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另一个有价值的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儿童青少年（即中、小学生）语文能力发展的研究，它反映了我国中小学生语文能力的特点。另外，为了更好地揭示中国人心理发展的特点，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一种思路。例如王镶业教授在青海对不同民族地区儿童的认知特点进行的比较研究，张日升博士对中日青年心理，特别是社会性发展开展的系统研究以及金盛华博士对中美大学生自杀意向的研究等，这些研究均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上面几例研究表明，考察在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背景下中国人的各种心理发展的特点，是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生长点和立足点。
第三阶段：整合期。在这个阶段中国心理学家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修改心理学的旧概念、旧理论与旧方法，创立心理学的新概念、新理论与新方法，以适用于中国人的特点。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应着力于对当今诸心理学概念与理论分析批判，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超越原有的研究层次，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心理学概念和理论。例如，韩进之教授及其领导的协作组在其研究中，将自我意识理解为自我的认识（自我评价）、情感（自我体验）和意志（自我控制）三种心理活动成分的心理结构，并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学前儿童、中小学生、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发展趋势及特点。这项研究初步探索出适合我国特点的自我意识的理论体系。另外，这个研究还包括在研究方法上的改进和创新。我们同意杨国枢教授的观点：“方法论与研究方法都可能受到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但是实际上后者因社会文化而不同的情况，则远比前者为多。”[4]在朱智贤教授领衔的课题组中， 我们在儿童心理学研究方法上的改进和创新上是下功夫的。首先是在方法论上，坚持正确的哲学方法论，即强调研究方法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向导；坚持正确的科学方法论，用系统观点看待自己研究的问题；具体方法适合具体课题；对具体方法的运用，从拟定课题，到进行设计，到取得和解释结果，都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遵循的方法论保证了我们的儿童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中国化。例如，我们在十省市自治区青少年的理想、动机、兴趣的研究中采用的是问卷法，但在具体的设计上，我们使用的是投射法，使试题有情有趣，即使被试乐于配合，又不使他们了解我们的意图，较顺利地完成了研究，并获得了有意义的结果。因此，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最终表现，应观其整合和创造的水平，此举决定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成败。
2.2 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基本途径
心理学中国化的基本途径是什么？我们认为可以用七个字来概括，这就是：学习――选择――中国化。
中国心理学的历史方位规定，学习是其发展的根本途径之一。对待外国的心理学资料必须重视，应当摄取其中的营养，用以发展自身。应该承认，我国心理学的研究，与国外是存在着差距的。尤其表现在研究课题、研究方法学、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工具等几个方面。这些差距的存在，原因是十分复杂的。首先，科学心理学诞生在西方；其次，发达国家重视心理学的研究；再次，科学技术设备的先进是发达国家心理学进展快的物质基础；最后，在应用上作出成绩，使心理学普及有了群众基础。例如，学校心理学（School Psychololgy）是以学习有困难的儿童或问题儿童为对象的，由于它在实际应用中做出了成绩，因此它的发展相当快。有差距就得学习，就得引进，就得摄取其中的营养。
在摄取外国的研究成果时，绝不能照搬照抄，而要适当加以选择。所谓选择，意谓批判地吸收。霍尔（G.S.Hall）对普莱尔（W.Preyer），斯金纳（B.F.Skinner）对华生（Waston），皮亚杰（J.Piaget ）对鲍德温（J.M.Baldwin），乃至认知心理学对行为主义和格式塔学派， 等等，都是采取选择的态度，即批判地吸收的态度。[5] 中国人的心理，与外国既有共同的心理特点，但更重要是具有其不同的特点。例如，我们测定到思维发展的一些特征，与国外资料所列的特征就有出入。又如，我们所获得的小学儿童和中学青少年道德观念的特点及其内容，与国外研究中所见的事实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如果照搬外国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势必失去客观性、真实性，也会影响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性。
中国人心理，既然有着本民族的特点，这就导致外国心理学被摄取之后，要经过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国外心理学所研究的问题、建立的理论、采用的方法，都有其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应该看到，在我国心理学界，有不如国外的先进条件的一面，也有优越于国外条件的一面，这要求我们做到兼收并蓄，首先应当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它们各自的特点，以便在学习和研究时能取其所长，避期所短。在这个基础上，在研究中国人心理的时候，应加入中国式的想法和看法，使中国的国情，即文化、经济、政治因素不知不觉地融入自己的研究，并且在理论实践上都能推陈出新、有所突破。只要我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积极地创造条件，不断地采用现代化的研究手段，那么，经过十年、十五年、甚至更多年的努力，我们坚信能进入国际心理学研究的先进行列。
3 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发展道路
我国的心理学发展道路要联系我国实际，研究中国人的心理现象及其规律，尤其是现阶段改革开放中的实际问题，使心理学能为我国教育工作、医疗卫生、文艺、广播电视等社会实践领域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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