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释梦心理学思想
心理学会
2006-08-08
责任编辑: 心理学会
本文试图从心理学角度，运用系统分析法和纵横比较法等方法，对中国古代释梦心理学思想的四大内容（梦的实质、梦的类型、梦的成因和梦的功能）进行探讨，以期能对中国古代释梦心理学思想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同时能为今人正确释梦起到借鉴作用。
一、梦的实质
在中国古代，学者对梦的实质看法不一，形成了多种观点。概括地讲，主要有四种：
1.“梦者象类也”
这种观点以王充和《关尹子》为代表，用现代心理学眼光看，它把梦看成是人在睡觉时产生的一种无意想象。东汉王充说：“人有直梦，直梦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明之？直梦者梦见甲，梦见君，明日见甲与君，此直也。如问甲与君，甲与君则不见也。甲与君不见，所梦见甲与君者，象类也。”〔1〕从这里的“直梦皆象”与“象类”看， 王充把直梦看成是一种无意想象。《关尹子》尽管没有明确说梦是一种无意想象，但从它对梦的特征的描述看，它是把梦看成是一种无意想象的。《关尹子》说：“夜之所梦，或长于夜，心无时。生于齐者，心之所见，皆齐国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晋、之梁，心之所存各异，心无方，”〔2〕意即：梦是人在睡眠中产生的一种无意想象， 故而梦的特点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并且，《关尹子》认为梦的内容与人的已有经验关系密切。
2.“梦者寐而觉者也”
这是东汉许慎的观点。他说：“梦，寐而觉者也（段注：寐而觉，与酲字下醉而觉同意）。〔3〕又说：“梦， 不明也（段注：梦之本义为不明）。”〔4〕可见，关于梦的实质，许慎认为：一方面， 从梦的形式看，梦是人在睡眠中产生的一种模糊心境，这种心境就象人喝醉了神志不清时的心境一样；另一方面，从梦的内容看，其内容的真假是不能明确确定的。
需要指出，许慎关于梦的实质的看法，是继承和发展了《墨子》的有关思想。《墨子》曾说：“梦，卧而以为然也。”〔5 〕意即梦中所见所闻所做之事，以为是真实存在的（但事实上并不一定存在）。换句话讲，梦具有虚幻性。这里，《墨子》已把梦看成是人在睡眠时知觉觉察到的一种情境，但不太明确。许慎则把《墨子》的这一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之明确化。
3.“梦者形闭而气专乎内也”
这是宋代张载的看法。他说：“寤，形开而志交诸外也；梦，形闭而气专乎内也（王夫之注：开者，伸也；闭者，屈也。志交诸外而气舒，气专乎内而志隐，则神亦藏而不灵。神随志而动止者也）。寤所以知新于耳目，梦所以缘旧于习心。”〔6〕在这里，“志”、 “志隐”分别相当于现代心理学讲的“意识”、“潜意识”。从上述这段话可知，张载认为“寤”是一种觉醒的意识状态，“梦”是一种潜意识状态；寤与梦的交替转化，也就是意识与潜意识的交替转化。从内容上看，寤是凭借耳目等感知器官对外界事物进行反映，故而其内容会不断翻新；而梦只是内心对过去生活经验的一种反映，故而其内容只能限于旧有的资料。
4.“梦者思也”
这是明代王廷相的观点。他说：“在未寐之前则为思，既寐之后即为梦，是梦即思也，思即梦也。”〔7 〕意即梦的实质是人睡眠中产生的一种思虑或思念。梦与思虑或思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的区别只在于发生的时间不同而已；梦是在睡眠中产生的一种心理现象；思虑或思念是在未睡前（觉醒时）产生的一种心理现象。从这可看出，中国古代已认识到梦包含有一定的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对梦的实质的看法较为正确：一是看到了梦与睡眠的关系，多认为梦出现在人的睡眠中；二是对梦的来源认识较为正确，多把梦看成是人在睡眠时感受内外刺激的结果，认为个体过去的生活经验是梦的重要来源之一；三是初步揭示了梦的特性，如梦不受时空限制和梦具有虚幻性等。这些观点与现代心理学对梦的实质看法有相通之处。如《简明牛津英语词典》认为，“梦就是‘睡觉时流过头脑中的一系列思想，形象或幻觉’。”〔8〕
二、梦的类型
中国古代学者，为了便于人们认识和理解梦，将纷繁复杂的梦划分为不同的种类。但由于划分标准不同，对梦的类型看法亦有差异，如《周礼》等书中讲的六梦说、东汉王符撰《潜夫论》中讲的十梦说、唐代释道世编《法苑珠林》中讲的四梦说和明代陈士元纂《梦占逸旨》中讲的九梦说等等；但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六梦说。故而限于篇幅，这里只论述六梦说。
六梦说是将梦划分为六种类型的观点。这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种关于梦的类型划分的观点，影响也最大。早在先秦时期，《周礼》就已提出六梦说。《周礼》说：“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一曰正梦（注：无所感动，平安自梦），二曰噩梦（注：杜子春云，噩当为惊愕之愕，谓惊愕而梦），三曰思梦（注：觉时所思念之而梦），四曰寤梦（注：觉时道之而梦。疏：盖觉时有所见而道其事，神思偶涉，亦能成梦，与上思梦为无所见而凭虚想之梦异也。），五曰喜梦（注：喜悦而梦），六曰惧梦（注：恐惧而梦）。”〔9〕这里， 括号中的“注”是东汉郑玄作的，“疏”是唐人贾公彦作的。从这段话可看出，《周礼》将人的梦分为六种类型：所谓正梦，是指人在正常睡眠状态时产生的梦，即该梦无异常的致梦原因；所谓噩梦，是指人因惊愕而产生的梦；所谓思梦，是指人因思虑或思念而产生的梦；所谓寤梦，是指人在觉醒时产生的梦；所谓惧梦，是指人因恐惧而产生的梦。很明显，这里主要是按梦的成因对梦进行类型划分的。
在汉代许慎的《说文》（见对“＠①”――即今天的“梦”字―字的解释）、《列子?周穆王篇》和明代陈士元的《梦占逸旨?六梦篇第七》等文中，对梦的类型划分都继承了《周礼》的这一观点。可见《周礼》关于梦的类型划分的观点对后世影响之大。
从这可看出，中国古代学者对梦的类型划分，其优点是颇为细致；其缺点是划分标准不够准确。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毕竟，时至今日，对梦的类型划分仍不够完善。如现代英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查尔斯?莱格夫特（Charles Rycroft）在《梦的真谛》中， 专列一章（即第五章：各种类型的梦）论梦的类型，将人的梦分为十五种之多，其划分标准也不够准确。〔10〕由此可见，中国古人对梦的类型划分的观点，至今仍有一席之地。
三、梦的成因
中国古代学者很重视探讨梦的成因，并形成了多种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种：
1.因情生梦说
因情生梦说指梦是由于人的情绪、情感所引起的一种观点。由于《周礼》、郑玄、《列子》和陈士元等都是持此观点的，因而它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的影响最大。
如前所述，《周礼》主要是按梦的成因对梦进行类型划分的。而《周礼》“六梦说”中有四梦（噩梦、思梦、喜梦和惧梦）的成因是情绪、情感因素，可见，《周礼》已意识到情能生梦。
《列子》则进一步说：“故神凝者想梦自消（注：昼无情念，夜无梦寐）。信觉不语，信梦不达；物化之往来者也（注：梦为鸟而戾于天，梦为鱼而潜于渊，此情化往复也）。”〔11〕这里，括号中的“注”是东晋张湛作的。从这段话可看出，《列子》和张湛都认为，由于人的情绪、情感能使人做梦，故而，一个人若在白天能做到没有情念，则夜晚就不会做梦。并且，从“昼无情念”，夜无梦寐”和“此情化往复也”等语看，因情生梦说在张湛那里已得到较为明确的阐述。
真正明确提出因情生梦说的是明代的陈士元，因为他不仅论述了各种由情所产生的梦；而且作了理论概括，即认为“此情溢之梦，其类可推也。”。他说：“何谓情溢，喜则梦开，怒则梦闭，过恐则梦匿，过忧则梦嗔，过哀则梦救，过忿则梦詈，过惊则梦狂，此情溢之梦，其类可推也。”〔12〕
2.淫邪发梦说
在中国古代，医家论梦的成因，多主张淫邪发梦说。该说在中国古代医家中的影响一直占据主要位置，这种状况直到清代王清任提出脑气阻滞生梦说之后才有所改变。淫邪发梦说，意即外界各种致病因素过多侵入人的身心活动，造成人体阴阳失调，使人睡不安稳，故而易做梦。可见，淫邪发梦说试图从中医学角度揭示梦形成的生理心理机制。
淫邪发梦说最早在《灵枢?淫邪发梦篇》里得到阐述。它说：“正邪从外袭内，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脏，不得定处，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13〕该观点对后世医家影响很大。如隋代《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在论梦的成因时，就继承了《内经》的这一观点。它说：“夫虚劳之人。血气哀损，脏腑虚弱，易伤于邪。邪从外集内，未有定舍，反淫于脏，不得定处，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喜梦。〔14〕这段话，几乎与《内经》中的《淫邪发梦篇》完全相同，可见，《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关于梦的成因，是继承了《内经》的思想。
王符的《潜夫论?梦列》中曾讲到病梦，从其成因上看，也是吸收了《内经》淫邪发梦的思想。可见，《内经》淫邪发梦说对中国古代思想家论梦也有一定影响。
在中国古代，关于梦的成因，除了这两种主要观点外，还有王廷相的感于魄识生梦说和感于思念生梦说、王夫之的血气有余生梦说以及王清任的脑气阻滞生梦说等观点，限于篇幅，这里就略而不论了。
从上述可知，中国古代学者论梦的成因的优点有三：一是在释梦时强调因果法则，即大都认为梦是有其成因的。这从中国古代学者重视梦的成因的探讨就可看出。东汉王符甚至认为，任何梦，包括一些非常奇特的梦，都是有其成因的。他说：“夫奇异之梦，多有故而少无为者矣。”〔15〕这和弗洛伊德坚信因果法则在释梦中的作用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二是视野较为开阔，从不同角度（心理学角度、生理学角度和医学角度）探讨梦的问题。三是初步揭示了梦的生理心理机制。但是中国古代学者论梦的成因也有缺点：第一，论梦的成因有笼统之感，如淫邪发梦说，将各种导致梦产生的致病因素统称为“邪”，而没有将“邪”分为“外邪”和“内邪”，就显得有些笼统。第二，对梦的生理机制认识有一些错误之处。如直至清代王清任之前，中国古代学者多把“心”看作是梦的生理器官，认为“心卧则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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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梦的实质
在中国古代，学者对梦的实质看法不一，形成了多种观点。概括地讲，主要有四种：
1.“梦者象类也”
这种观点以王充和《关尹子》为代表，用现代心理学眼光看，它把梦看成是人在睡觉时产生的一种无意想象。东汉王充说：“人有直梦，直梦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明之？直梦者梦见甲，梦见君，明日见甲与君，此直也。如问甲与君，甲与君则不见也。甲与君不见，所梦见甲与君者，象类也。”〔1〕从这里的“直梦皆象”与“象类”看， 王充把直梦看成是一种无意想象。《关尹子》尽管没有明确说梦是一种无意想象，但从它对梦的特征的描述看，它是把梦看成是一种无意想象的。《关尹子》说：“夜之所梦，或长于夜，心无时。生于齐者，心之所见，皆齐国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晋、之梁，心之所存各异，心无方，”〔2〕意即：梦是人在睡眠中产生的一种无意想象， 故而梦的特点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并且，《关尹子》认为梦的内容与人的已有经验关系密切。
2.“梦者寐而觉者也”
这是东汉许慎的观点。他说：“梦，寐而觉者也（段注：寐而觉，与酲字下醉而觉同意）。〔3〕又说：“梦， 不明也（段注：梦之本义为不明）。”〔4〕可见，关于梦的实质，许慎认为：一方面， 从梦的形式看，梦是人在睡眠中产生的一种模糊心境，这种心境就象人喝醉了神志不清时的心境一样；另一方面，从梦的内容看，其内容的真假是不能明确确定的。
需要指出，许慎关于梦的实质的看法，是继承和发展了《墨子》的有关思想。《墨子》曾说：“梦，卧而以为然也。”〔5 〕意即梦中所见所闻所做之事，以为是真实存在的（但事实上并不一定存在）。换句话讲，梦具有虚幻性。这里，《墨子》已把梦看成是人在睡眠时知觉觉察到的一种情境，但不太明确。许慎则把《墨子》的这一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之明确化。
3.“梦者形闭而气专乎内也”
这是宋代张载的看法。他说：“寤，形开而志交诸外也；梦，形闭而气专乎内也（王夫之注：开者，伸也；闭者，屈也。志交诸外而气舒，气专乎内而志隐，则神亦藏而不灵。神随志而动止者也）。寤所以知新于耳目，梦所以缘旧于习心。”〔6〕在这里，“志”、 “志隐”分别相当于现代心理学讲的“意识”、“潜意识”。从上述这段话可知，张载认为“寤”是一种觉醒的意识状态，“梦”是一种潜意识状态；寤与梦的交替转化，也就是意识与潜意识的交替转化。从内容上看，寤是凭借耳目等感知器官对外界事物进行反映，故而其内容会不断翻新；而梦只是内心对过去生活经验的一种反映，故而其内容只能限于旧有的资料。
4.“梦者思也”
这是明代王廷相的观点。他说：“在未寐之前则为思，既寐之后即为梦，是梦即思也，思即梦也。”〔7 〕意即梦的实质是人睡眠中产生的一种思虑或思念。梦与思虑或思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的区别只在于发生的时间不同而已；梦是在睡眠中产生的一种心理现象；思虑或思念是在未睡前（觉醒时）产生的一种心理现象。从这可看出，中国古代已认识到梦包含有一定的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对梦的实质的看法较为正确：一是看到了梦与睡眠的关系，多认为梦出现在人的睡眠中；二是对梦的来源认识较为正确，多把梦看成是人在睡眠时感受内外刺激的结果，认为个体过去的生活经验是梦的重要来源之一；三是初步揭示了梦的特性，如梦不受时空限制和梦具有虚幻性等。这些观点与现代心理学对梦的实质看法有相通之处。如《简明牛津英语词典》认为，“梦就是‘睡觉时流过头脑中的一系列思想，形象或幻觉’。”〔8〕
二、梦的类型
中国古代学者，为了便于人们认识和理解梦，将纷繁复杂的梦划分为不同的种类。但由于划分标准不同，对梦的类型看法亦有差异，如《周礼》等书中讲的六梦说、东汉王符撰《潜夫论》中讲的十梦说、唐代释道世编《法苑珠林》中讲的四梦说和明代陈士元纂《梦占逸旨》中讲的九梦说等等；但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六梦说。故而限于篇幅，这里只论述六梦说。
六梦说是将梦划分为六种类型的观点。这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种关于梦的类型划分的观点，影响也最大。早在先秦时期，《周礼》就已提出六梦说。《周礼》说：“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一曰正梦（注：无所感动，平安自梦），二曰噩梦（注：杜子春云，噩当为惊愕之愕，谓惊愕而梦），三曰思梦（注：觉时所思念之而梦），四曰寤梦（注：觉时道之而梦。疏：盖觉时有所见而道其事，神思偶涉，亦能成梦，与上思梦为无所见而凭虚想之梦异也。），五曰喜梦（注：喜悦而梦），六曰惧梦（注：恐惧而梦）。”〔9〕这里， 括号中的“注”是东汉郑玄作的，“疏”是唐人贾公彦作的。从这段话可看出，《周礼》将人的梦分为六种类型：所谓正梦，是指人在正常睡眠状态时产生的梦，即该梦无异常的致梦原因；所谓噩梦，是指人因惊愕而产生的梦；所谓思梦，是指人因思虑或思念而产生的梦；所谓寤梦，是指人在觉醒时产生的梦；所谓惧梦，是指人因恐惧而产生的梦。很明显，这里主要是按梦的成因对梦进行类型划分的。
在汉代许慎的《说文》（见对“＠①”――即今天的“梦”字―字的解释）、《列子?周穆王篇》和明代陈士元的《梦占逸旨?六梦篇第七》等文中，对梦的类型划分都继承了《周礼》的这一观点。可见《周礼》关于梦的类型划分的观点对后世影响之大。
从这可看出，中国古代学者对梦的类型划分，其优点是颇为细致；其缺点是划分标准不够准确。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毕竟，时至今日，对梦的类型划分仍不够完善。如现代英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查尔斯?莱格夫特（Charles Rycroft）在《梦的真谛》中， 专列一章（即第五章：各种类型的梦）论梦的类型，将人的梦分为十五种之多，其划分标准也不够准确。〔10〕由此可见，中国古人对梦的类型划分的观点，至今仍有一席之地。
三、梦的成因
中国古代学者很重视探讨梦的成因，并形成了多种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种：
1.因情生梦说
因情生梦说指梦是由于人的情绪、情感所引起的一种观点。由于《周礼》、郑玄、《列子》和陈士元等都是持此观点的，因而它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的影响最大。
如前所述，《周礼》主要是按梦的成因对梦进行类型划分的。而《周礼》“六梦说”中有四梦（噩梦、思梦、喜梦和惧梦）的成因是情绪、情感因素，可见，《周礼》已意识到情能生梦。
《列子》则进一步说：“故神凝者想梦自消（注：昼无情念，夜无梦寐）。信觉不语，信梦不达；物化之往来者也（注：梦为鸟而戾于天，梦为鱼而潜于渊，此情化往复也）。”〔11〕这里，括号中的“注”是东晋张湛作的。从这段话可看出，《列子》和张湛都认为，由于人的情绪、情感能使人做梦，故而，一个人若在白天能做到没有情念，则夜晚就不会做梦。并且，从“昼无情念”，夜无梦寐”和“此情化往复也”等语看，因情生梦说在张湛那里已得到较为明确的阐述。
真正明确提出因情生梦说的是明代的陈士元，因为他不仅论述了各种由情所产生的梦；而且作了理论概括，即认为“此情溢之梦，其类可推也。”。他说：“何谓情溢，喜则梦开，怒则梦闭，过恐则梦匿，过忧则梦嗔，过哀则梦救，过忿则梦詈，过惊则梦狂，此情溢之梦，其类可推也。”〔12〕
2.淫邪发梦说
在中国古代，医家论梦的成因，多主张淫邪发梦说。该说在中国古代医家中的影响一直占据主要位置，这种状况直到清代王清任提出脑气阻滞生梦说之后才有所改变。淫邪发梦说，意即外界各种致病因素过多侵入人的身心活动，造成人体阴阳失调，使人睡不安稳，故而易做梦。可见，淫邪发梦说试图从中医学角度揭示梦形成的生理心理机制。
淫邪发梦说最早在《灵枢?淫邪发梦篇》里得到阐述。它说：“正邪从外袭内，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脏，不得定处，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13〕该观点对后世医家影响很大。如隋代《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在论梦的成因时，就继承了《内经》的这一观点。它说：“夫虚劳之人。血气哀损，脏腑虚弱，易伤于邪。邪从外集内，未有定舍，反淫于脏，不得定处，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喜梦。〔14〕这段话，几乎与《内经》中的《淫邪发梦篇》完全相同，可见，《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关于梦的成因，是继承了《内经》的思想。
王符的《潜夫论?梦列》中曾讲到病梦，从其成因上看，也是吸收了《内经》淫邪发梦的思想。可见，《内经》淫邪发梦说对中国古代思想家论梦也有一定影响。
在中国古代，关于梦的成因，除了这两种主要观点外，还有王廷相的感于魄识生梦说和感于思念生梦说、王夫之的血气有余生梦说以及王清任的脑气阻滞生梦说等观点，限于篇幅，这里就略而不论了。
从上述可知，中国古代学者论梦的成因的优点有三：一是在释梦时强调因果法则，即大都认为梦是有其成因的。这从中国古代学者重视梦的成因的探讨就可看出。东汉王符甚至认为，任何梦，包括一些非常奇特的梦，都是有其成因的。他说：“夫奇异之梦，多有故而少无为者矣。”〔15〕这和弗洛伊德坚信因果法则在释梦中的作用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二是视野较为开阔，从不同角度（心理学角度、生理学角度和医学角度）探讨梦的问题。三是初步揭示了梦的生理心理机制。但是中国古代学者论梦的成因也有缺点：第一，论梦的成因有笼统之感，如淫邪发梦说，将各种导致梦产生的致病因素统称为“邪”，而没有将“邪”分为“外邪”和“内邪”，就显得有些笼统。第二，对梦的生理机制认识有一些错误之处。如直至清代王清任之前，中国古代学者多把“心”看作是梦的生理器官，认为“心卧则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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