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心理学的理论性质
心理学会
2006-08-09
责任编辑: 心理学会
科学意义上的现代心理学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其主要代表是冯特的实验心理学。与冯特相对立的有布伦塔诺的经验心理学。这是两个在理论性质上相互不同、并且也决定了不同学术发展道路的心理学体系。仅就心理学史而言，前者占据了主流的地位；但从理论学术的宏观来看，二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本文主要在与布伦塔诺相对照的关系中考察冯特心理学体系的理论性质及其历史命运，并揭示作为理论科学的德国心理学的发展道路。
一、实验心理学诞生的知识社会学背景
1.传统哲学的终结和实证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对哲学的冲击
从某种意义上讲，冯特所创立的实验心理学，或广而言之，19世纪下半叶兴起于德国的科学心理学思潮，既是对传统哲学心理学思想的直接继承，又是对当时德国哲学状况的一种富有建设性意义的积极反应。因此，冯特心理学的理论性质，不可避免地或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当时的德国哲学状况。
冯特作为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成长于19世纪中叶，成就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而19世纪中叶，正值西方哲学从它的近代形式转向它的现代形式的过渡期，因而在理论上处于极度的贫乏和混乱的状态。（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于19世纪中叶产生，但由于它的革命性质，它不可能在德国官方哲学界被承认和宣传。）这就决定了当时哲学家们的首要任务，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寻求和探索哲学的出路。冯特的心理学事业，就是这种探索的特殊形式之一，虽然历史证明，这种探索作为哲学事业是失败的。
德国哲学在19世纪中叶所面临的这种状况，与黑格尔1831年的去世直接相关。黑格尔的去世同时也就意味着整个传统哲学的“终结”，因为他的哲学体系“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1](P216)；在他的“博大体系中，以往哲学的全部雏鸡都终于到家栖息了”[2](P64)。所以，如果不抛弃黑格尔哲学由之孕育而成的、由笛卡尔的“我思主体”所确立的“第一原理”，如果不突破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那么哲学要想还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就像在古代条件下唯物主义思想要想超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哲学是不可能的一样。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到19世纪中叶，实证自然科学已经得到充分发展。实证自然科学的充分发展，在双重意义上对传统哲学产生着强烈的冲击。首先，在“自然哲学”“最终被清除”的意义上，实证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传统哲学不断丧失它的“世袭领地”；其次，就哲学和自然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而言，实证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二者无论是在世俗生活世界还是在理智生活世界的地位以及人们对它们的社会情感都发生了倒转：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是研究对象的素朴客观性、理论体系的感性精确性和社会实践的直接可感性，因此，它的充分发展，一方面使它自身受到人们的普遍青睐，另一方面又普遍地使人们对任何形式的思辨的哲学形而上学体系发生怀疑，并也导致曾经令世人叹服的、在逻辑上极为精致的古典哲学体系在德国理智生活界的地位和声誉日渐衰微，进而使整个哲学事业面临“消亡”的危险。
于是，为了适应历史条件的这种变更并拯救哲学的命运，有一大批学者，包括某些哲学家自身，采取了自然科学的实证态度，并试图利用自然科学的经验方法来研究或“治疗”哲学，把哲学建设成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精密的知识体系。其中，此时兴起的实验心理学，特别是科学心理学思潮，既是这种理论冲动的表现，又是这种理论努力或尝试在学术实践上的主要形式，并被它的倡导者们认为是为所有的哲学问题提供基础的“一项真正的哲学事业”[3](P122)。这正是哲学思维中对后世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自然主义”态度和“心理主义”思潮兴起的历史根源。
2.生理学的发展及其哲学意蕴
生理学本身是纯粹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属于生物学范畴，试图在解剖学的基础上理解只能以物质形态而存在的人类有机体及其结构的功能活动。它注定要与哲学发生“联姻”关系，并“生出”一个新的“产儿”即实验心理学。这是因为，在传统上，人的意识或人类精神活动现象属于哲学的问题领域。但是，意识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产物，最终只能在必然地作为个体的肉体组织而存在的人身上才得到实现；狭义而言，它的实现的必要条件，是作为个体的肉体组织而存在的人类有机体的神经系统。因此，在这里，一旦生理学可行，那么，只要稍不留神，就会在理论上陷入这样一个素朴的信念之中，即将人的各种心理活动或精神活动如感觉、思维等，理解为就是人的物质的肉体组织的功能活动，从而将意识或精神纳入生理学的研究领域。这就是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在接受过严格的自然科学传统训练的生理学家之间普遍流行并被盲目坚持的一个理论“偏见”。这一“偏见”在理论上的成熟化，至少就意识或精神这一论题（这一论题实质上构成了哲学的前提）而言，必将否定哲学的权威性并取而代之。生理学的这一理论“野心”，终于在19世纪中叶获得了其实现的条件。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物理学已发展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实验科学，德国在这个领域一跃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验生理学的渐趋成熟，特别是有关神经生理学、脑的机能和感官生理学的研究及其发展，直接导致了实验心理学的诞生。但是，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深入的探讨和阐明，而不像通行的教科书所理解的那样似乎自在地具有某种必然性。波林曾就此指出了一个隐含着重大理论意义、而且需要进一步探讨、但在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中却一直被忽视了的历史事实，即生理学家们在意识问题上的理论素朴性。他指出，19世纪上半叶的生理学，多以动物实验为手段，这就决定了“运动生理学走在感觉生理学的前头”，这个时期“关于感觉的研究，多以感觉器的物理学为对象”；与此同时，虽然“生理学家不易处理感觉的问题”，因为“他没有机械的纪录器可以钩住一个动物的感觉神经的中端”，但他在“自己身内却有可以接触到的直接经验。哥德……和赫尔姆霍茨都就他们自己受了刺激后的经验求出法则”；“很明显，这个研究与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的部分就采用了一种非正式的内省法；换句话说，就是利用人类的感觉经验，经常是实验者本人的经验这种缺乏批判的内省法若能产生任何其他科学家都易于证明的结果，我们便不必将此法精益求精，……近代的科学家尽可能避免这种认识论的问题。……这些学者完成了这种种观察，可却没有对于其中一个因素即经验的性质作批评性的讨论。”[4](P109-111)正因为当时的生理学家们没有“批评［判］性地讨论”他们在“自己身内”可以“接触到的直接经验”的“性质”，他们才得以僭越自己的研究领域而进入（心理学和）哲学领域，从而“直接推动”了实验心理学的诞生。后来的“纯”哲学家们、特别是现象学传统的哲学家们，坚定而强有力地掀起一场运动，以驱逐哲学思维中的“心理主义”并取得成功，正是以对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这种“直接经验”的“性质”进行自觉的批判性反思为基础的。
就其逻辑的可能性而言，我们可以相信，生理学、特别是神经生理学，最终将彻底揭示作为意识实现之必要条件的肉体组织的全部运动规律。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到目前为止，关于这种运动的“最一般原理已经得到阐明”[5](P30)。然而，这种“原理”终究是关于物质的肉体组织的物理运动原理，而不是关于“经验”、意识或精神的运动原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理论鸿沟。但19世纪中叶的生理学家们“已经认为心灵主要等同于脑”[4](P47)。正是借助于这一“等同”的理论素朴性，19世纪的生理学家们极其轻易、但同时也是错误了地跨越了这一鸿沟。一旦这一理论鸿沟被跨越，那么生理学家就将大有可为了。这是因为，两千多年来，关于“心灵”或精神的运动原理，哲学家们已经提供了近乎详尽的阐明；如果“心灵等同于脑”，那么，哲学家们关于“心灵”的运动原理，就应当同时也是“脑”的运动原理；但哲学家的工作方式是思辨的而非科学的，而生理学家的工作方式则是正统的科学的。因此，哲学家关于“心灵”的运动原理，必须接受生理学的改造才能成为科学的原理；也只有如此，哲学才能成为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就历史发展趋势而言，这种被改造过的、“科学的哲学”，实质上就是冯特的实验心理学或生理心理学。所以，史家得出结论认为，“心理学是生理学与哲学的混血儿”；“冯特是心理学的创建者，因为他把生理学嫁接于哲学并使两者的产儿独立。”[6](P188)
3.冯特的个人抱负与当时德国高等教育体制之间的张力
关于冯特最终成就心理学事业的个人的“动机模式”，波林曾作过详细的考察[4](P358)。若从宏观社会背景出发来考察冯特成就心理学事业的社会的“动机模式”，将更有助于对冯特心理学事业的理论性质的把握。如前所述，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实验生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渐趋成熟并迅速发展起来。这一新兴学术的发展使德国大学纷纷增设生理学讲席，从而为个人成功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并造就了一批世界著名的生理学家。冯特正是在生理学蓬勃发展的时期步入生理学大门的。但是，至冯特成年时，亦即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生理学的发展明显减缓了，从而加剧了对现有讲席职位的激烈竞争。然而，在这同一个时期内，哲学的发展态势却恰好与生理学相反，即在黑格尔之后的19世纪上半叶，要想在哲学领域有所突破是非常困难的；但到60年代，哲学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构成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端。于是，对一个怀有强烈的学术兴趣同时又雄心勃勃的年轻学者来说，19世纪60年代的哲学变成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学术领域。正因为如此，在冯特于海德堡大学担任赫尔姆霍茨的助手11年之久至1871年后者往任柏林大学、而他又未能继任赫尔姆霍茨在海德堡大学的生理学讲席职位之后，当苏黎世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分别于1874年和1875年任命他为哲学教授时，他便欣然前往。但与此同时，在欣慰之余，冯特又不免在内心感到有些失望，因为在当时德国学术界，哲学讲席终究不如生理学讲席的威望那么高。在这种欣慰与失望的矛盾中，冯特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步骤：模仿生理学的方式创立一个“哲学”的实验室，将传统的哲学问题从思辨的哲学家的安乐椅中带入到被改造过的生理学的实验室进行实验研究。这就是实验心理学的诞生。[7](P45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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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心理学诞生的知识社会学背景
1.传统哲学的终结和实证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对哲学的冲击
从某种意义上讲，冯特所创立的实验心理学，或广而言之，19世纪下半叶兴起于德国的科学心理学思潮，既是对传统哲学心理学思想的直接继承，又是对当时德国哲学状况的一种富有建设性意义的积极反应。因此，冯特心理学的理论性质，不可避免地或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当时的德国哲学状况。
冯特作为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成长于19世纪中叶，成就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而19世纪中叶，正值西方哲学从它的近代形式转向它的现代形式的过渡期，因而在理论上处于极度的贫乏和混乱的状态。（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于19世纪中叶产生，但由于它的革命性质，它不可能在德国官方哲学界被承认和宣传。）这就决定了当时哲学家们的首要任务，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寻求和探索哲学的出路。冯特的心理学事业，就是这种探索的特殊形式之一，虽然历史证明，这种探索作为哲学事业是失败的。
德国哲学在19世纪中叶所面临的这种状况，与黑格尔1831年的去世直接相关。黑格尔的去世同时也就意味着整个传统哲学的“终结”，因为他的哲学体系“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1](P216)；在他的“博大体系中，以往哲学的全部雏鸡都终于到家栖息了”[2](P64)。所以，如果不抛弃黑格尔哲学由之孕育而成的、由笛卡尔的“我思主体”所确立的“第一原理”，如果不突破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那么哲学要想还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就像在古代条件下唯物主义思想要想超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哲学是不可能的一样。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到19世纪中叶，实证自然科学已经得到充分发展。实证自然科学的充分发展，在双重意义上对传统哲学产生着强烈的冲击。首先，在“自然哲学”“最终被清除”的意义上，实证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传统哲学不断丧失它的“世袭领地”；其次，就哲学和自然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而言，实证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二者无论是在世俗生活世界还是在理智生活世界的地位以及人们对它们的社会情感都发生了倒转：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是研究对象的素朴客观性、理论体系的感性精确性和社会实践的直接可感性，因此，它的充分发展，一方面使它自身受到人们的普遍青睐，另一方面又普遍地使人们对任何形式的思辨的哲学形而上学体系发生怀疑，并也导致曾经令世人叹服的、在逻辑上极为精致的古典哲学体系在德国理智生活界的地位和声誉日渐衰微，进而使整个哲学事业面临“消亡”的危险。
于是，为了适应历史条件的这种变更并拯救哲学的命运，有一大批学者，包括某些哲学家自身，采取了自然科学的实证态度，并试图利用自然科学的经验方法来研究或“治疗”哲学，把哲学建设成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精密的知识体系。其中，此时兴起的实验心理学，特别是科学心理学思潮，既是这种理论冲动的表现，又是这种理论努力或尝试在学术实践上的主要形式，并被它的倡导者们认为是为所有的哲学问题提供基础的“一项真正的哲学事业”[3](P122)。这正是哲学思维中对后世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自然主义”态度和“心理主义”思潮兴起的历史根源。
2.生理学的发展及其哲学意蕴
生理学本身是纯粹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属于生物学范畴，试图在解剖学的基础上理解只能以物质形态而存在的人类有机体及其结构的功能活动。它注定要与哲学发生“联姻”关系，并“生出”一个新的“产儿”即实验心理学。这是因为，在传统上，人的意识或人类精神活动现象属于哲学的问题领域。但是，意识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产物，最终只能在必然地作为个体的肉体组织而存在的人身上才得到实现；狭义而言，它的实现的必要条件，是作为个体的肉体组织而存在的人类有机体的神经系统。因此，在这里，一旦生理学可行，那么，只要稍不留神，就会在理论上陷入这样一个素朴的信念之中，即将人的各种心理活动或精神活动如感觉、思维等，理解为就是人的物质的肉体组织的功能活动，从而将意识或精神纳入生理学的研究领域。这就是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在接受过严格的自然科学传统训练的生理学家之间普遍流行并被盲目坚持的一个理论“偏见”。这一“偏见”在理论上的成熟化，至少就意识或精神这一论题（这一论题实质上构成了哲学的前提）而言，必将否定哲学的权威性并取而代之。生理学的这一理论“野心”，终于在19世纪中叶获得了其实现的条件。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物理学已发展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实验科学，德国在这个领域一跃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验生理学的渐趋成熟，特别是有关神经生理学、脑的机能和感官生理学的研究及其发展，直接导致了实验心理学的诞生。但是，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深入的探讨和阐明，而不像通行的教科书所理解的那样似乎自在地具有某种必然性。波林曾就此指出了一个隐含着重大理论意义、而且需要进一步探讨、但在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中却一直被忽视了的历史事实，即生理学家们在意识问题上的理论素朴性。他指出，19世纪上半叶的生理学，多以动物实验为手段，这就决定了“运动生理学走在感觉生理学的前头”，这个时期“关于感觉的研究，多以感觉器的物理学为对象”；与此同时，虽然“生理学家不易处理感觉的问题”，因为“他没有机械的纪录器可以钩住一个动物的感觉神经的中端”，但他在“自己身内却有可以接触到的直接经验。哥德……和赫尔姆霍茨都就他们自己受了刺激后的经验求出法则”；“很明显，这个研究与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的部分就采用了一种非正式的内省法；换句话说，就是利用人类的感觉经验，经常是实验者本人的经验这种缺乏批判的内省法若能产生任何其他科学家都易于证明的结果，我们便不必将此法精益求精，……近代的科学家尽可能避免这种认识论的问题。……这些学者完成了这种种观察，可却没有对于其中一个因素即经验的性质作批评性的讨论。”[4](P109-111)正因为当时的生理学家们没有“批评［判］性地讨论”他们在“自己身内”可以“接触到的直接经验”的“性质”，他们才得以僭越自己的研究领域而进入（心理学和）哲学领域，从而“直接推动”了实验心理学的诞生。后来的“纯”哲学家们、特别是现象学传统的哲学家们，坚定而强有力地掀起一场运动，以驱逐哲学思维中的“心理主义”并取得成功，正是以对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这种“直接经验”的“性质”进行自觉的批判性反思为基础的。
就其逻辑的可能性而言，我们可以相信，生理学、特别是神经生理学，最终将彻底揭示作为意识实现之必要条件的肉体组织的全部运动规律。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到目前为止，关于这种运动的“最一般原理已经得到阐明”[5](P30)。然而，这种“原理”终究是关于物质的肉体组织的物理运动原理，而不是关于“经验”、意识或精神的运动原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理论鸿沟。但19世纪中叶的生理学家们“已经认为心灵主要等同于脑”[4](P47)。正是借助于这一“等同”的理论素朴性，19世纪的生理学家们极其轻易、但同时也是错误了地跨越了这一鸿沟。一旦这一理论鸿沟被跨越，那么生理学家就将大有可为了。这是因为，两千多年来，关于“心灵”或精神的运动原理，哲学家们已经提供了近乎详尽的阐明；如果“心灵等同于脑”，那么，哲学家们关于“心灵”的运动原理，就应当同时也是“脑”的运动原理；但哲学家的工作方式是思辨的而非科学的，而生理学家的工作方式则是正统的科学的。因此，哲学家关于“心灵”的运动原理，必须接受生理学的改造才能成为科学的原理；也只有如此，哲学才能成为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就历史发展趋势而言，这种被改造过的、“科学的哲学”，实质上就是冯特的实验心理学或生理心理学。所以，史家得出结论认为，“心理学是生理学与哲学的混血儿”；“冯特是心理学的创建者，因为他把生理学嫁接于哲学并使两者的产儿独立。”[6](P188)
3.冯特的个人抱负与当时德国高等教育体制之间的张力
关于冯特最终成就心理学事业的个人的“动机模式”，波林曾作过详细的考察[4](P358)。若从宏观社会背景出发来考察冯特成就心理学事业的社会的“动机模式”，将更有助于对冯特心理学事业的理论性质的把握。如前所述，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实验生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渐趋成熟并迅速发展起来。这一新兴学术的发展使德国大学纷纷增设生理学讲席，从而为个人成功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并造就了一批世界著名的生理学家。冯特正是在生理学蓬勃发展的时期步入生理学大门的。但是，至冯特成年时，亦即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生理学的发展明显减缓了，从而加剧了对现有讲席职位的激烈竞争。然而，在这同一个时期内，哲学的发展态势却恰好与生理学相反，即在黑格尔之后的19世纪上半叶，要想在哲学领域有所突破是非常困难的；但到60年代，哲学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构成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端。于是，对一个怀有强烈的学术兴趣同时又雄心勃勃的年轻学者来说，19世纪60年代的哲学变成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学术领域。正因为如此，在冯特于海德堡大学担任赫尔姆霍茨的助手11年之久至1871年后者往任柏林大学、而他又未能继任赫尔姆霍茨在海德堡大学的生理学讲席职位之后，当苏黎世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分别于1874年和1875年任命他为哲学教授时，他便欣然前往。但与此同时，在欣慰之余，冯特又不免在内心感到有些失望，因为在当时德国学术界，哲学讲席终究不如生理学讲席的威望那么高。在这种欣慰与失望的矛盾中，冯特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步骤：模仿生理学的方式创立一个“哲学”的实验室，将传统的哲学问题从思辨的哲学家的安乐椅中带入到被改造过的生理学的实验室进行实验研究。这就是实验心理学的诞生。[7](P45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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