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历史心理学研究论评
历史心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青的学科。早在历史学诞生的初始时期，即有一些史家试图通过历史人物心理活动的分析，来解释历史活动的因果变化。无论是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的《史记》，还是西方史学鼻祖希罗多德的《历史》，其中都不乏心理分析的例证。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有了历史，便有了历史心理学思想。而历史心理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还是本世纪初的事情。纵观这六、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弗洛依德、费弗尔、埃里克森、荣格、阿德勒等西方心理学大师不断地把目光投向历史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在我国，历史心理学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初始阶段后，自80年代以来，逐步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许多学者从心理学和历史学交叉的角度，撰写了一批颇具学术价值的论著，掀起了历史心理学研究的高潮。这既有助于心理学研究的社会化，也有助于史学研究新领域的开拓。本文拟就我国近20年历史心理学研究概况及其发展趋向，做一简要评述，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研究轨迹：从零散到系统
80年代以来，我国历史心理学研究经历了从零散到系统的发展轨迹，具体表现为：
（一）关于西方历史心理学研究情况的介绍
8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处于介绍西方历史心理学研究概况和尝试性研究阶段，没有产生系统性的代表专著，只有部分论文散见于报刊之上。1982年，田汝康、金重远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一书中，即介绍了西方的精神分析方法。1983年，田然发表了《历史心理学》一文，介绍了美国和前苏联历史心理学的研究概况：“1957年，当时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威廉?兰格在年会上正式肯定美国史学家认为运用心理分析是史家的‘重要任务’”，“六、七十年代心理历史学开始在美国成为一门时髦的新学科”，一些著名的大学“还专门设立了心理历史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心理史学已经发挥了其作用”。“苏联史学家运用心理历史学研究苏联史中长期存在的有争议的问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作者在文中还简要地介绍了历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二）初步研究成果
心理分析作为历史学研究方法自80年代再度传入中国后，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了一批历史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如燕国材的《中国古代心理思想中的智力问题》（《教育研究》1983年第1期），李淮霞的《我国古代朴素的人才心理学》（《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李文海、刘仰东的《义和团运动时期社会心理分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胡德辉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探议》（《湖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王彦民的《试论孙中山的革命雄心和性格》（《江淮论坛》1987年第1期），方再林、武珍的《中国历代名人变态心理研究》（《人才研究》1987年第11期），董国炎的《论蒲松龄的情爱心理》（《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等。80年代至90年代的10年间，心理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很多学者对历史心理学进行了探讨，但大多是从一个新的角度，调试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范畴尚未得到学界同仁的普遍认可。
（三）代表性著作问世
到90年代初，历史心理学的研究则摆脱了零散的研究状态，出现了系统研究的代表性专著。如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彭卫的《历史的心境――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胡波的《历史心理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等。乐正主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社会的重构、时代的变迁方面，深入阐述了晚清时期上海人独特的社会人格形成的原因。如果说这部著作仍是就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个案研究的话，那么彭卫和胡波的两部专著，则以全面、系统为其主要特征。第一，两位作者均探讨了历史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基本框架。如胡波在《历史心理学》中探讨了心理学与历史学结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历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及与诸学科的关系。第二，均论述了心理学的研究原则和方法，像客观性原则、系统性原则、社会制约性原则，个案分析法、问卷分析法、作品分析法、环境分析法、释梦法等。第三，研究的内容系统、广泛，包括个体心理、群体心理、阶级心理、时代心理、变态心理等，并进行了诸多的个案研究尝试。
二、研究内容：从个体、群体到历史认知者
80年代以来，历史心理学的研究内容经历了个体、群体到历史认知者的发展过程。
（一）个体心理研究
无论是民族心理、阶级心理、阶层心理或时代心理，总是以独立的个体形式出现，由个体表现出来。所以许多学者首先把目光投向个体心理研究，撰写出诸多文章，其前可追至孔、孟、老、荀，后及康、梁、孙、毛，上下纵贯五千年。通过分析这些文章，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集中性。在对历史个体进行心理分析时，主要寻找在历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这些人物思想丰富、经历曲折、活动多、影响大。历史心理分析法，是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分析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但这是方法、手段、途径，而非目的。那么历史心理学的终极目的，是通过对历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的精神分析，一方面了解当时的社会特点、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另一方面了解个体对群体、对社会，乃至于对文化的影响，寻找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思想是现实的反映”，只有了解社会个体，了解个体的心理，才能全面了解社会，对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
其二，稳定性。在对个体心理进行分析时，多选取他们的个性心理特征，如气质、能力、性格为主要研究内容。稳定并非不变，是指某些特征在某一成熟个体活动中经常出现。如梁启超一生前后大约十变。梁氏性格的总体特征为变，变则不稳定，但变是梁氏个体所具有的“稳定”特征。
其三，典型性。研究者善于抓住某一个体有异他人的特质进行分析。如何晓明的《张之洞文化人格论》，论述了张公自我实现者的特征，“在理性上比其他人更敏捷、更正确地看出被隐藏和混淆的现实”，“在行为上，他更可能纯粹地欣赏‘做’的本身，他常常既能享受‘到达’的乐趣，又能欣赏‘前往’本身的愉快”。不计小利小害，在意志上，“有更多的自由意志”等等。（注：何晓明：《张之洞文化人格论》，《哲学研究》1993年第10期。）
（二）群体心理研究
就总体而言，个体心理研究的论文比例较大，但具体内容缺少分量，有些则流于文字形式，无实质内容。在个体心理研究面临危机的时候，一些史家和心理学家为摆脱困境，重新审视历史，并开始进行群体心理研究。如任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化与古代知识阶层的官僚化》（《北方论丛》1991年第1期），陈桐生的《战国时期的价值观和士林文化心态》（《江汉论坛》1992年第7期），李红梅的《清末志士仁人的思维方式》（《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齐卫平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江淮论坛》1994年第3期）等。学者们在对群体心理进行分析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
其一，寻找共同性。共同性是群体成员所共同具有的，有别于其他群体的价值态度、行为方式和行为准则等。群体一旦形成，特征则为成员所共同拥有，群体特征通过个体活动表现出现。近年来，学术界主要围结着士大夫群众、知识分子群体、官僚群体、市民群体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如陈大康的《书生的困惑、愤懑与堕落》（《华东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李红梅的《清末志士仁人的思维方式》（《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齐卫平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江淮论坛》1994年第3期），均分析了知识分子不同于普通市民、官僚群体的共同心理特征。如先知先觉、深思远谋、忧国忧民。这些有异于彼的特征，或浓、或淡，都会体现在每个知识分子个体中。
其二，分析具有历史性。历史上的某一群体具有某些共性特征，那么这些特征并不因朝代的更替、社会的变化而有大的变动。如对宦官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的研究即是如此。“从秦汉时代开始，阉割就被认为是世间最大的耻辱：‘最下腐刑，极矣’。生理的变化和社会舆论的评价，使得每一个宦官都有着深深的凄楚、痛苦和自卑。另一方面，宦官能够接近皇帝，甚至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这种特殊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又使宦官颇为满足和自负。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体验都来自于活生生的专制政体的社会现实，古代中国社会还没有哪一个阶层像宦官一样交织着也交替着自尊自傲与自卑自贱的情绪。于是心理阴暗、过分敏感、喜怒无常和性意识的异常发展，最终在这个阶层中培植起一大批有偏执型、无情型或爆发型人格障碍和性变态者”。（注：彭卫：《历史的心境――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337页。）虽历代君臣不同，主仆不一，但宦官的群体特征却大同小异。它可以超越时间。宦官的群体特征如此，其他群体的特征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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