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的特色、地位和作用

　一、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的特色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势力抬头的背景下，在共同面临校内暴力、欺侮、不良行为、价值冲突等道德危机的状况下，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和美英等国的中小学道德教育有一些共同点。一是都强调正面的道德教育，提倡普遍伦理或普遍价值；二是都强调道德教育为政治、经济服务的工具性；三是在管理上都采取国家干预和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方法。但是，由于东西方的文化传统不同，道德教育的历史发展不同以及当代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仍然有其自身发展的特点。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在保持明治维新以来原有特色的同时，又带有时代的烙印。
　　首先，在中小学道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方面，仍然重视人伦关系、对天皇制的拥护、重视国家主义和“立身出世主义”的教育，［1］但在表达上和内容上有所不同。在重视人伦关系伦理方面，去除了1890年天皇颁布的《教学敕语》中下对上、卑对尊等绝对服从的人伦关系，但仍然强调人作为社会成员必须注重的人际关系和必须处理好与集体的关系。在反映1989年和1998年两次课程改革的《学习指导要领》中，都强调从四个方面的视点（有关自己的内容、有关与他人关系的内容、有关与自然及崇高事物关系的内容、有关自己与集体以及社会关系的内容）来进行道德教育。其中，“有关与他人关系的内容”和“有关自己与集体以及社会关系的内容”都是关于人伦关系的。在对天皇制的拥护方面，虽然已经和二战前有了很大区别，不再在《学习指导要领》中提“效忠天皇”，甚至没有出现“天皇”的字眼，但天皇仍然是国家的象征，仍然是弘扬民族精神的代表。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国歌。日本国歌《君之代》是从和歌《古今集》中选词，由宫内省雅乐课的林广宇1880年作曲，由外籍教师埃克特配以和声并加以修改而作成。它一开始就以“吾皇圣明，泽被万载”的歌词和庄严肃穆的旋律，使日本国民在“天皇崇拜”观的指导下，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民族认同感。国旗、国歌教育在二战前受到高度重视，在二战后也被保守主义的政府层层推进。1989年，文部省规定各学校必须升国旗、奏国歌。1999年夏，国会又通过“国旗国歌法案”，将“日之丸旗”和《君之代》歌定为日本国旗国歌。在重视国家主义方面，虽然已经不像二战前那样提“忠君爱国”、“国体”、“家族道德”，但除了通过对天皇制的拥护来强化国家观念外，还通过“有关自己与集体以及社会关系的内容”来强调集体精神和国家利益。在强调集体精神方面，在1998年《学习指导要领》“有关自己与集体以及社会关系的内容”中，要求小学低年级儿童“喜欢参加学校和班级的活动”，中年级儿童“和大家合作，为建立快乐的班集体而努力”，高年级儿童“和大家合作，为建立更好的校风而努力”；［2］要求初中儿童“具有把自己看作是班级和学校一员的自觉性，和大家合作，为建立更好的校风而努力”。［3］在强调国家利益方面，要求小学中年级儿童“喜爱我国（日本）的文化和传统”，高年级儿童“珍惜我国（日本）的文化和传统”，“热爱祖国”，“具有作为日本人的觉悟”；［4］要求初中儿童“具有把自己看作是日本人的自觉性，热爱祖国，为国家的发展尽心尽力，并为继承优良传统、创造新文化作出贡献”。［5］在重视“立身出世主义”教育方面，继承自古以来的传统，主要通过“有关自己的内容”来培养儿童坚持、忍耐，为了达到目标而努力的精神。例如，在1998年的《学习指导要领》中，要求小学低年级儿童“认为是好的事情的，就好好地去做”，中年级儿童“认为是正确的事，能够有勇气地去做”，高年级儿童“树立较高的目标，并怀着希望和勇气、坚定不移地为达到目标而努力”；［6］要求初中儿童“怀着希望和勇气，向着更高的目标，坚韧不拔、意志坚定地努力。”［7］
　　其次，在中小学道德教育的方法方面，仍然强调1958年开始的直接教育和间接教育相结合的道德教育体制。文部省、学术界和各中小学一方面继续探讨道德课的教学，加强对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和手段的研究；另一方面谋求道德课的教学和学校其他活动、与家庭和社区之间的合作。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学术界对道德教学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有的是西方理论的本土化，有的是日本土生土长的道德教学理论。其中，西方理论的本土化主要以价值澄清理论、关心理论、道德两难教学法等理论在日本的本土化为代表；日本土生土长的道德教学理论主要以综合单元的道德学习、结构化方式、综合计划和再现构成法等理论为代表。而不论是以上哪一种教学理论，又因为注重在实践中的运用和检验而得到发展。道德教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和兴盛大大促进了道德课的教学，活跃了课堂气氛，部分解决了道德教育不易教的难题。与此同时，文部省在1998年的课程改革中，又通过强调道德课的作用和重点应该指导的内容，对道德课的指导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等措施，加强了道德课的教学的计划性和目的性。此外，文部省从2002年开始向全国的小学和初中发放道德课的辅助教材《心灵的笔记》，也表明了日本政府对道德课教学的重视。凡此种种，都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加强了道德课的教学，为加强和突出中小学道德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在中小学道德教育的管理体制方面，仍然显示出一定的国家干预性。例如，在中小学道德教育目标的制定、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编写等方面，文部省都在《学习指导要领》中给予了规定。但是，受世界教育改革的影响，受日本国内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也开始对这种大一统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简政放权，在对文部省进行机构改革的同时，加大地方政府（包括都道府县和市町村教育委员会）和学校的自主权。这些措施使地方教育委员会、学校和教师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和自主性，对改变学校教育的划一性、僵化性和封闭性和学校管理主义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能促进各小学和初中创建有特色的学校、有特色的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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