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自身心理学的诞生：一种社会学的阐释

精神分析自身心理学的诞生：一种社会学的阐释

蔡  飞
（江苏教育学院科研管理处  210013） 

         摘　要：精神分析自身心理学的出现,因应了美国人精神状况的深刻变化.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这导致了美国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变化,导致传统家庭结构的解体.享乐主义疏离了人际关系;性解放思潮一方面破除了性禁忌,另一方面导致离婚率上升;女权主义运动一方面使妇女走出家庭,获得独立,另一方面淡化了家庭成员间的情感关系.社会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导致结构性神经症越来越少,自身障碍越来越多.精神分析从研究心理冲突,特别是从研究与俄狄浦斯情结有关的心理冲突,逐渐转向研究自身的发展,从而导致精神分析自身心理学的诞生.
         关键词：精神分析自身心理学;享乐主义;性解放;女权主义;自身障碍
        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5)04-0105-05

          精神分析自身心理学（psychoanalytic self psychology）是由美国精神分析学家海因兹·科赫特（Heinz Kohut,1913——1981）创立的，其人格结构观、人格发展观、人格动力观、心理病理观和心理治疗观，都不同于传统精神分析理论。它既能解释传统精神分析理论能够解释的现象，如结构神经症、俄狄浦斯情结等，又能解释传统精神分析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如自恋人格障碍、自身障碍等，因此，它是一个精神分析的新范式[1](p.82-88)。
自身心理学认为，自身（self）是人格的核心，它有三个成份，即志向（ambition）、理想（ideal）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才能（talents）和技能（skills）。自身的发展取决于充当自身对象（selfobject）的人（通常是父母）能否满足孩子的心理需要，即反映性需要（mirroring need）、理想化需要（idealizing need）和他——我需要（alter-ego need）。如果父母人格健全，那么就能基本上满足孩子的这些心理需要，父母在满足这些需要方面偶尔的失误，反而会促进个体人格结构的形成，使儿童将原先由自身对象为其行使的心理功能内化为自己的人格结构，科赫特称这一过程为变形性内化（transmuting internalization）。如果父母人格有缺陷，那么就不能满足孩子的这些心理需要，使孩子遭受创伤性挫折（traumatic frustration），使孩子不能将原先由自身对象为其行使的心理功能内化为自己的人格结构，从而导致自身这一人格核心在结构上存在缺陷，导致各种心理病态。由此可见，自身心理学认为，自身的发展状况，心理疾病发生与否，是由个体与自身对象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科赫特一开始信奉精神分析的自我理论（ego psychology），信奉弗洛伊德对神经症的病理学解释，他之所以逐渐发展出迥异于传统精神分析理论的自身心理学，开创一个精神分析的新范式，就是由于他在精神分析治疗实践中发现了许多传统精神分析理论所不能解释、说明的“反例”[1](p.87)。科赫特发现，弗洛伊德时代盛行的神经症已为新的心理疾病（如边缘性障碍和自恋性障碍）所替代，不再占有主导地位。具有自恋人格障碍的人特别脆弱，自尊心十分不稳定。科赫特发现，用传统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这类病人的心理冲突，既不能缓解其痛苦，也不能中止其不良行为[1](p.87)。

       精神分析理论是建立在临床资料这一基础之上的。精神分析发展的历史表明，临床资料与既有理论冲突之时，就是精神分析理论变革之机。也就是说，当既有的理论无法解释临床资料时，精神分析学家就会以新的临床资料为基础，扬弃原有的理论，另辟蹊径，创立新的理论。而身处不同时代的精神分析学家，之所以会收集到不同的临床资料，正是由于人们的精神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种深刻变化是由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引起的。本文拟从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角度，剖析美国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从而挖掘精神分析自身心理学这一精神分析的新范式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
                                                                                 一
       心理学史家杜· 舒尔兹指出：“人是包括他的环境在内的种种不同社会势力和制度的产物”[2](p.12)。塔尔科特·帕森斯论述过文化系统、人格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指出文化价值模式（价值观、信仰和语言等）通过社会化机制内化到个体人格结构之中。通过横向比较，文化人类学家发现，在不同文化体系间，典型人格各不相同；弗洛伊德所阐述的神经症及相关症状和禁忌并不具有普遍性；不同文化引发不同的精神障碍[3]。就同一个文化体系而言，随着社会经济、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典型人格会产生相应的发展、变化，典型的精神障碍也会有相应的发展、变化。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未至八十年代初，科赫特的精神分析自身心理学在美国逐渐发展出来。而这一时期，正是美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个人主义这一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本身虽然没有变，但其表现形式却有着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对个体的人格和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
         美国虽然是移民国家，但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其主流文化仍然是新教文化，即加尔文教及其各种修正形式。新教有三个基本教义：增添上帝的荣耀、预定论和神召。教徒们相信，人生的意义在于用各种方式增添上帝的荣耀；世俗活动虽然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却可以增添上帝的荣耀；投身世俗的工作是响应神的召唤[4]。这些宗教思想包含着个人主义价值观、乐观精神以及视世俗工作为宗教使命的积极人生态度，所有这些构成早期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达尔文的进化论虽然冲击了新教的上帝观念，但并没有使美国人放弃宗教，而是使他们从“特殊启示”的宗教转向“公民宗教”。公民宗教的实质是“信奉民主的生活方式”[5](p.187-188)。这样，与宗教相关的一系列价值观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动摇。
          宗教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家庭婚姻观。早期美国人的家庭婚姻观与现代美国人大相径庭[6](p.14-15)。对子女的婚姻，父母具有绝对权威，人们期望年轻人早日结婚；婚姻与其说是两情相悦的结合，不如说是一种义务；抗拒婚姻或独身被指为大逆不道；女性只有从属于男子和家庭，才能获得立身之地；就家庭结构而言，几世同堂的大家庭比比皆是，家庭结构比较紧密；离婚更是被视为离经叛道，不容于宗教观念。
        新教主张禁欲主义，它对性的压抑显而易见。男女间在公开场合的亲昵举动被视为伤风败俗。在清教主义盛行的新英格兰，夫妇间在公开场合的亲昵行为也在禁忌之列。而性，直到半个世纪前，才成为文明的话题。严格的清规戒律使人们在男女之事方面不敢越雷池半步。不轨行为一旦公之于众，就会遭到严厉惩罚；即使侥幸未被发现，当事人也不免深感内疚。在性的压抑方面，新教与弗洛伊德那个时代维也纳占主导的维多利亚道德观如出一辙。
        二十世纪初，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受到激烈挑战。活跃在哈佛大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全盘否定本土文化，激烈批判传统的清教伦理。“‘新’、‘性’、‘解放’等词汇盛行一时”[6](p.15)。他们的思想直接影响了五、六十年代盛行的享乐主义和六、七十年代之交的“反主流文化（the Counterculture）”。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正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一时期发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社会事件，“青年造反”、“女权运动”、“黑人革命”和“反战示威”等反主流文化事件接踵出现。
       “青年造反”包括“新左派”和“嬉皮士”两个部分。嬉皮士运动是反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嬉皮士们反对个人主义这一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热衷群居生活；他们蔑视美国文化的物质主义倾向，渴望返朴归真，许多人归隐偏僻的乡村，过上简朴的生活；他们还沉迷麻醉剂，提倡性自由，以此反叛政府和家庭；摇滚乐也是嬉皮士的反抗武器，他们以此宣泄愤世嫉俗的情绪，宣扬离经叛道的主张，表达对主流价值观和现存社会制度的不满。“新左派”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资产阶级统治”，但也不反对麻醉剂和性自由[7](p.27-31)。
      “性解放”是“青年造反”的重要遗产，“反主流文化”平息之后，性解放思潮和性解放运动却不断泛滥。这一思潮和运动主要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助长了五十年代就已出现的享乐主义。在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热烈追求性快乐，抛弃了许多性禁忌，消除了性压抑；其二，不顾一切地追求性快乐，完全抛弃道德对性的约束，严重破坏了家庭结构，导致离婚率直线上升。
        六十年代，欧美出现了女权主义运动。法国著名作家、萨特的情人西蒙·波娃发表了《第二性》一书，响亮地喊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环境的产物”这一口号，主张妇女要和男子一样承担起社会责任，通过成为社会的人来实现自己的解放[8]。此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奉为女权主义的圣经。美国著名记者、作家贝蒂·弗里丹发表了《女性的奥秘》一书，号召妇女走出家庭、在社会和事业中寻找真正的自我价值[9]。六十年代，在其他运动的影响下，美国妇女也走向造反的行列，她们从性、婚姻和女权这几个方面挑战传统价值观[10](p.72)。女权主义运动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1971年和1972年，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了宪法第二十七条修正案，规定“合众国或任何州不得以性别为由，剥夺或限制法律所规定的妇女的平等权利”；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确认，妇女有权决定是否继续怀孕，此权利受宪法有关个人自主权和隐私权规定的保护，这等于承认在美国堕胎合法化；大批妇女走出家庭，踏上就业之路；许多妇女接受高等教育。但这一运动也有一些消极后果：一些极端的女权主义者提出“性解放”和“同性恋自由”的口号，这导致婚外、非婚性关系泛滥，离婚率上升、结婚率下降，导致出现大量单亲家庭。
        前面已经谈到，殖民时期，美国存在许多传统大家庭，家庭结构牢固，成员间关系密切。这样的家庭适应拓荒生活和农牧业生产。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发展，传统大家庭开始解体，逐渐为核心家庭所取代，妇女也有了更多的自由和工作机会。五、六十年代，美国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过渡，客观上要求更多的妇女走上工作岗位。这样，联系家庭成员的纽带越来越松散，个人的独立性日趋增强，但也使家庭情感关系趋于淡化。
        在工业化、都市化及后工作业化浪潮的次第冲击下，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越来越脆弱，反主流文化再一次沉重地打击了家庭。据统计，从1958年到1978年，美国的离婚率增加了三倍多，从1958年的36万8千宗跃升到1978年的113万宗[11](p.496)。这么高的离婚率导致大量核心家庭解体，出现大量单亲家庭。1960年，18岁以下、生活在单亲家庭中的孩子占9%，到1986年，这一比率上升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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