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自杀能被干预？
新民晚报
2006-10-02
责任编辑: 心理学会
郁蕊芬/文
上海首家民间自杀干预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下月筹建，一支由心理咨询师、大学教师、警察和医生等20多名志愿者组成的干预队伍即将亮相。这一消息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自杀，一个沉重的话题，自杀干预志愿者的经历，乃至“中心”的前景听来也都不轻松。这次采访予人希望，又发人深省
罗卫平 久病成郎中
55岁的罗卫平，是自杀干预志愿者中较为活跃的一个。很难想象，眼前这个健谈、风趣、热情的中年人，10年前曾两度饱受抑郁症折磨，整天琢磨着，“到底是‘跳楼’，还是‘自缢’？”
那时，罗卫平40岁出头，高级法官、庭长，事业美满、家庭幸福。可人生忽然间跌入低谷，“开始觉得身体不舒服，能在办公桌子上趴上半天，没有知觉，就像昏了过去”。工作中的力不从心，让他对自身的存在意义产生了怀疑，“好像活着也没太大用处。”
在各大医院的各科室间奔波，最后到了精神卫生中心，罗卫平被诊断为“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为了老婆、孩子，为了未竟的工作，他只能“逼迫”自己吃药，但每次配药，他执意让老婆代劳。
经过一年多的药物治疗和自我心理调节，罗卫平逐渐从“轻生的念头”中走了出来。可仅仅过了4年，2000年7月，他的抑郁症再一次爆发，并且，来势更加凶猛。“我原本擅长知识产权案件，可忽然间发现，自己英文不行，电脑不懂，一开庭就不知如何是好。我是不是已经被这个充斥着外语和高科技的新世纪抛弃了？”
罗卫平开始疏离同事，私底下，计划和研究着“究竟怎么死”。
2001年，50岁的罗卫平退休了。他变得更加封闭，不出门、不见人，甚至连电视都不看。老婆支他下楼拿报纸，他先要靠着窗台张望一会儿，确认楼下没人，才飞也似的跑下去，像是在躲避什么。为了他的“病”，他的姐姐参加了“心理保健师”培训，他的朋友拉他出去喝酒；他的老婆暗地里流了不少泪水……
2004年10月，罗卫平再次“醒”来。为了“搞清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次年8月，他参加了“心理咨询师”培训，并考取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成为干预自杀志愿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我非常了解抑郁症、自杀者的感受，做他们的工作，也算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他自称是“久病成郎中”。
“碰到‘钉子户’，我通常会告诉他我的故事。如果他不信，我就给他看病历，跟他说我吃过的哪些哪些药。这么做，是让他有认同感和情感上的共鸣，拉近我们的距离，这样他才能对我说实话。”罗卫平说，他的干预是“感同身受”的干预，能面谈最好，要是不能，就通过短信联络，“最厉害的一个月，光短信费就花了109元。”
王红梅 干预对象“失踪”
38岁的王红梅，穿着简洁、语速颇快，目前在某外企担任部门负责人。从2004年开始，她利用业余时间，参与了30多个自杀未遂者的干预工作。
王红梅读医出身，大学时代的实习，使她对“自杀未遂”有了最初的认识。“那个男病人非常优秀，参加工作后，很快就评到了副教授，然后又被送去哈佛(大学)留学，一直都很顺利。”可一进“哈佛”，各式各样的“不适应”就来了，心理落差、抑郁症也来了。一年后，多次自杀未遂的他，被送回国内接受住院治疗。“他不发病时，会给我们这些实习生上英文课，引经据典，非常棒！可一旦发病，自残、自杀，几个人都挡不住。电疗严重损伤了他的短期记忆，我觉得特别可惜，如果能够及早干预，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
这段见闻深深震撼了王红梅，2004年，已经考取“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的她，听说有家民间的自杀干预中心在筹建时，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她清晰记得第一次作为志愿者，进行自杀干预的情形。那是，前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公利医院的急诊室收治了一名割腕自杀的年轻女子。生命虽然挽回，可面对在场医生和户籍警的询问，女子始终缄默。
让自杀女子开口的任务，就落在了“当班”的王红梅身上。“我轻声细语的自报家门，说明自己是来帮助她的，可她用手挡住脸，什么都不说，手臂和袖口上还带着血迹。我想，20岁出头的姑娘，遇到的困难大多涉及隐私，当然不愿意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所以，就把‘闲杂人等’统统请出病房。”当王红梅重新坐回病床前，才说了一句:“你心里很难过吧。”女孩的心理防线就被击垮了，断断续续说出自己的遭遇:被老板炒了鱿鱼，和男朋友的关系又陷入僵局……王红梅通过“闲聊”，帮助女孩回忆生活中愉快的片断。大约20分钟的交谈后，女孩含着眼泪，向王红梅保证:“我以后不会(自杀)了，我肯定可以站起来，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
并不是每次干预都能圆满收场:志愿者时间、精力的限制，自杀者的不配合，都会影响实际效果。王红梅说起一宗失败案例:某重点大学金融专业毕业的男孩，有两年工作经验。部门换了新领导，对他较为冷淡，就为这，他辞职了。
在求职的过程中，男孩处处碰壁，再加上相依为命的母亲不断对他施压，久而久之，就有了抑郁症的倾向，经常躲在家里做些稀奇古怪的事:用缝衣针猛戳自己，试图跳楼，和邻居大打出手……
“他把自己伪装得非常好，看上去是一表人才的白面书生，和他交谈的过程中，他始终不肯透露自己真实的想法，一直强调，自己各方面‘都蛮好的’。后来和他妈妈谈过，我才知道，在他的成长经历中存在不少问题。”
王红梅为男孩安排了第二次心理辅导，可他却“失踪”了。
朱东辉 收到短信最开心
40岁的朱东辉，是一名内科医生，对于“救人”的事，她总是义不容辞。从事自杀干预一年多来，在参与的众多案例中，让她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学生小林。
去年9月下旬，一名家长心急火燎地找到朱东辉:“救救我儿子吧，他一直想要自杀……”几天后，朱东辉登门造访，终于见到了“在课堂上晕倒后被接回家里，从此就像换了一个人”的小林。他衣衫不整、目光呆滞，身上有一股汗酸气味。就像家长说的，他爱在窗前徘徊，窗外是20层楼的高空。
见到朱东辉这个陌生人，小林显得很抗拒，“没有目光交流，没有言语，和我保持着近一米的距离，我靠上去一点，他就往后退一点。”在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里，小林反复说着“我有负罪感”、“我是爸爸妈妈的寄生虫”这样的话，让朱东辉“听着都觉得相当累”。
深夜10点过后，小林才断断续续说出他的“病根子”:上个月，他在学校参加军训，教官多次当众批评他，不让他参加汇报演习。他百无聊赖的在校园闲荡，“顺手牵羊”偷了一个正在打篮球同学的MP3……他还交代了为自己设计的自杀方案:跳楼、跳河，“在家里私藏了一段电线，打算触电身亡”。一切都表明，他是抑郁症重症患者。
此后，朱东辉多次上门，用讲故事、拉家常的方法，激发小林对生命的认知，给予他生活的信心。不见面的时候，两人通过短信保持联系，交流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情况。药物治疗、心理干预双管齐下，小林渐渐回归正常人的世界。
一个月后，小林恢复学业，还参加了一个联谊活动，得了鼓励奖；偷来的MP3，也在老师的安排下物归原主。当朱东辉试探性地提起“自杀”时，他表现得非常理性:“我已经打消这个念头了，那时候(的我)比较冲动和幼稚。”
如今，小林偶尔和朱东辉短信联络。“每逢节假日，对我表示感激，送个祝福，报个平安之类的，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自杀者】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调查显示，自杀已成为15至34岁人群的首位死因。据统计，中国每年约有28.7万人自杀身亡，另有200万自杀未遂者。另一项包含2725例自杀未遂病例的调查指出，37％的自杀案例并非精神疾病患者。
【志愿者】
目前，上海约有自杀干预志愿者20多人。他们全都具备“心理咨询师”证书，有教育、医学、社会学等教育背景，还接受过历时4天的“心理危机干预”专业培训。他们采用的基本方法有:主动倾听，给予心理上的支持；提供宣泄机会，鼓励当事者表达内心情感；帮助当事者建立信心，鼓励其保持乐观的态度；鼓励当事人积极参与社交活动，减少孤独和隔离。
统计显示，两年来，志愿者对130多例自杀未遂人员进行了心理干预，接待了1000多人次的心理咨询，接听了数千人的电话咨询。
但，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中心”发起人之一、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单怀海坦言，“在目前的条件下，只能救一个算一个。”
上海首家民间自杀干预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下月筹建，一支由心理咨询师、大学教师、警察和医生等20多名志愿者组成的干预队伍即将亮相。这一消息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自杀，一个沉重的话题，自杀干预志愿者的经历，乃至“中心”的前景听来也都不轻松。这次采访予人希望，又发人深省
罗卫平 久病成郎中
55岁的罗卫平，是自杀干预志愿者中较为活跃的一个。很难想象，眼前这个健谈、风趣、热情的中年人，10年前曾两度饱受抑郁症折磨，整天琢磨着，“到底是‘跳楼’，还是‘自缢’？”
那时，罗卫平40岁出头，高级法官、庭长，事业美满、家庭幸福。可人生忽然间跌入低谷，“开始觉得身体不舒服，能在办公桌子上趴上半天，没有知觉，就像昏了过去”。工作中的力不从心，让他对自身的存在意义产生了怀疑，“好像活着也没太大用处。”
在各大医院的各科室间奔波，最后到了精神卫生中心，罗卫平被诊断为“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为了老婆、孩子，为了未竟的工作，他只能“逼迫”自己吃药，但每次配药，他执意让老婆代劳。
经过一年多的药物治疗和自我心理调节，罗卫平逐渐从“轻生的念头”中走了出来。可仅仅过了4年，2000年7月，他的抑郁症再一次爆发，并且，来势更加凶猛。“我原本擅长知识产权案件，可忽然间发现，自己英文不行，电脑不懂，一开庭就不知如何是好。我是不是已经被这个充斥着外语和高科技的新世纪抛弃了？”
罗卫平开始疏离同事，私底下，计划和研究着“究竟怎么死”。
2001年，50岁的罗卫平退休了。他变得更加封闭，不出门、不见人，甚至连电视都不看。老婆支他下楼拿报纸，他先要靠着窗台张望一会儿，确认楼下没人，才飞也似的跑下去，像是在躲避什么。为了他的“病”，他的姐姐参加了“心理保健师”培训，他的朋友拉他出去喝酒；他的老婆暗地里流了不少泪水……
2004年10月，罗卫平再次“醒”来。为了“搞清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次年8月，他参加了“心理咨询师”培训，并考取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成为干预自杀志愿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我非常了解抑郁症、自杀者的感受，做他们的工作，也算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他自称是“久病成郎中”。
“碰到‘钉子户’，我通常会告诉他我的故事。如果他不信，我就给他看病历，跟他说我吃过的哪些哪些药。这么做，是让他有认同感和情感上的共鸣，拉近我们的距离，这样他才能对我说实话。”罗卫平说，他的干预是“感同身受”的干预，能面谈最好，要是不能，就通过短信联络，“最厉害的一个月，光短信费就花了109元。”
王红梅 干预对象“失踪”
38岁的王红梅，穿着简洁、语速颇快，目前在某外企担任部门负责人。从2004年开始，她利用业余时间，参与了30多个自杀未遂者的干预工作。
王红梅读医出身，大学时代的实习，使她对“自杀未遂”有了最初的认识。“那个男病人非常优秀，参加工作后，很快就评到了副教授，然后又被送去哈佛(大学)留学，一直都很顺利。”可一进“哈佛”，各式各样的“不适应”就来了，心理落差、抑郁症也来了。一年后，多次自杀未遂的他，被送回国内接受住院治疗。“他不发病时，会给我们这些实习生上英文课，引经据典，非常棒！可一旦发病，自残、自杀，几个人都挡不住。电疗严重损伤了他的短期记忆，我觉得特别可惜，如果能够及早干预，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
这段见闻深深震撼了王红梅，2004年，已经考取“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的她，听说有家民间的自杀干预中心在筹建时，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她清晰记得第一次作为志愿者，进行自杀干预的情形。那是，前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公利医院的急诊室收治了一名割腕自杀的年轻女子。生命虽然挽回，可面对在场医生和户籍警的询问，女子始终缄默。
让自杀女子开口的任务，就落在了“当班”的王红梅身上。“我轻声细语的自报家门，说明自己是来帮助她的，可她用手挡住脸，什么都不说，手臂和袖口上还带着血迹。我想，20岁出头的姑娘，遇到的困难大多涉及隐私，当然不愿意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所以，就把‘闲杂人等’统统请出病房。”当王红梅重新坐回病床前，才说了一句:“你心里很难过吧。”女孩的心理防线就被击垮了，断断续续说出自己的遭遇:被老板炒了鱿鱼，和男朋友的关系又陷入僵局……王红梅通过“闲聊”，帮助女孩回忆生活中愉快的片断。大约20分钟的交谈后，女孩含着眼泪，向王红梅保证:“我以后不会(自杀)了，我肯定可以站起来，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
并不是每次干预都能圆满收场:志愿者时间、精力的限制，自杀者的不配合，都会影响实际效果。王红梅说起一宗失败案例:某重点大学金融专业毕业的男孩，有两年工作经验。部门换了新领导，对他较为冷淡，就为这，他辞职了。
在求职的过程中，男孩处处碰壁，再加上相依为命的母亲不断对他施压，久而久之，就有了抑郁症的倾向，经常躲在家里做些稀奇古怪的事:用缝衣针猛戳自己，试图跳楼，和邻居大打出手……
“他把自己伪装得非常好，看上去是一表人才的白面书生，和他交谈的过程中，他始终不肯透露自己真实的想法，一直强调，自己各方面‘都蛮好的’。后来和他妈妈谈过，我才知道，在他的成长经历中存在不少问题。”
王红梅为男孩安排了第二次心理辅导，可他却“失踪”了。
朱东辉 收到短信最开心
40岁的朱东辉，是一名内科医生，对于“救人”的事，她总是义不容辞。从事自杀干预一年多来，在参与的众多案例中，让她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学生小林。
去年9月下旬，一名家长心急火燎地找到朱东辉:“救救我儿子吧，他一直想要自杀……”几天后，朱东辉登门造访，终于见到了“在课堂上晕倒后被接回家里，从此就像换了一个人”的小林。他衣衫不整、目光呆滞，身上有一股汗酸气味。就像家长说的，他爱在窗前徘徊，窗外是20层楼的高空。
见到朱东辉这个陌生人，小林显得很抗拒，“没有目光交流，没有言语，和我保持着近一米的距离，我靠上去一点，他就往后退一点。”在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里，小林反复说着“我有负罪感”、“我是爸爸妈妈的寄生虫”这样的话，让朱东辉“听着都觉得相当累”。
深夜10点过后，小林才断断续续说出他的“病根子”:上个月，他在学校参加军训，教官多次当众批评他，不让他参加汇报演习。他百无聊赖的在校园闲荡，“顺手牵羊”偷了一个正在打篮球同学的MP3……他还交代了为自己设计的自杀方案:跳楼、跳河，“在家里私藏了一段电线，打算触电身亡”。一切都表明，他是抑郁症重症患者。
此后，朱东辉多次上门，用讲故事、拉家常的方法，激发小林对生命的认知，给予他生活的信心。不见面的时候，两人通过短信保持联系，交流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情况。药物治疗、心理干预双管齐下，小林渐渐回归正常人的世界。
一个月后，小林恢复学业，还参加了一个联谊活动，得了鼓励奖；偷来的MP3，也在老师的安排下物归原主。当朱东辉试探性地提起“自杀”时，他表现得非常理性:“我已经打消这个念头了，那时候(的我)比较冲动和幼稚。”
如今，小林偶尔和朱东辉短信联络。“每逢节假日，对我表示感激，送个祝福，报个平安之类的，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自杀者】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调查显示，自杀已成为15至34岁人群的首位死因。据统计，中国每年约有28.7万人自杀身亡，另有200万自杀未遂者。另一项包含2725例自杀未遂病例的调查指出，37％的自杀案例并非精神疾病患者。
【志愿者】
目前，上海约有自杀干预志愿者20多人。他们全都具备“心理咨询师”证书，有教育、医学、社会学等教育背景，还接受过历时4天的“心理危机干预”专业培训。他们采用的基本方法有:主动倾听，给予心理上的支持；提供宣泄机会，鼓励当事者表达内心情感；帮助当事者建立信心，鼓励其保持乐观的态度；鼓励当事人积极参与社交活动，减少孤独和隔离。
统计显示，两年来，志愿者对130多例自杀未遂人员进行了心理干预，接待了1000多人次的心理咨询，接听了数千人的电话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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